看點 我們常說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可是到了西方，中國留學生們才發現，“關系”、“人脈”的影響更是無處不在。在此氛圍下，美國教育工作者甚至會專門研究，學校應該如何教孩子建立人脈、擴大交際網。這樣的教育是否真的能給孩子帶來更多機會？對我們有怎樣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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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張楠 編丨Iris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畢業四年，小魚的職場生活像是“開了掛”。

讀研期間，就一邊在風投公司實習，一邊自己創業辦起了自己的公關公司；

畢業后第一份全職工作，就是國內某家知名互聯網公司北美市場營銷負責人。

而如今，她是北美最大華人人力資源公司的品牌公關負責人。

在年輕人紛紛哀嘆“大環境慘淡”、“00后地獄開局”的就業情況時，這個小姑娘的經歷，實在有夠驚人。

小魚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宣講

@小紅書ID：魚兒醬在北美

初聽聞小魚的故事，多半會猜想，要么家底頗豐、要么中了基因彩票，可實際上呢？

小魚家境普通，成績也不算拔尖的那一撥，本科就讀于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UMass Boston)的傳播學專業，研究生則在波士頓大學讀市場營銷。用現在的話說，學校比不得“常春藤”閃耀，專業也難說“有錢途”。

而要說起“成功的訣竅”，小魚言簡意賅地道出真相：networking（人際網絡）。

從小就有點“社牛”屬性的小魚，對留學生活最大的向往，就是認識更多不同的人、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

所以上學那幾年里，她沒少參加各種學生社團，讀研期間，甚至還跑到河對岸去參加了MIT的學生會；后來，她又開始親自操辦活動，先是四五十人的學生讀書會、茶話會，再到后來，還策劃、運營起各種小型演唱會活動。

當時，大部分家長的觀念里，“出國了就該好好讀書”，小魚偶爾也會被媽媽念幾句。“結果你猜怎么著？”小魚興奮的聲音從大洋彼岸傳來，“我第一份實習工作的老板，就是我組織的一場活動的贊助商。”

學會“向上社交”這件事，幾乎成為小魚六年留學生涯中最大的收獲。

人們常說，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但在生活中，“關系”二字，往往叫人有些錯雜。在教育語境下更是如此，孩子們更常聽到的是，“要好好讀書，別總想著靠別人。”

結果到了國外，年輕人們反而發現，這種“關系”才是真的無處不在。

西方社會

“舉賢不避親”

說起“關系”這件事，咱們中國人似乎總要內心掙扎一番，但西方社會，卻早已習以為常了。

“讓我們面對現實。沒有人，我重復一遍，沒有人靠自己單打獨斗取得成功。我們告訴學生，是金子總會發光，可這是一種誤導。有太多外部因素決定了他們將會經歷的特權、機會和挑戰。”

說這話的，是曾作為教師工作、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Mary Jo Madda。

有此結論，也是她親身經歷的驗證。2016年，她曾被列入福布斯教育領域“30歲以下精英榜”。人們會說，這背后是個人的不懈努力、非凡的創業工作或職業成就。

圖源：福布斯官網

然而，Mary卻“自曝其短”，“ 我必須說，我不是靠自己贏得這個稱號的——遠非如此。”

在《對于學生的成功，社會資本與技能同樣重要。這就是為什么》一文中，她寫道，正如人們想象的那樣， 許多獲獎者往往來自同一個圈子——他們就讀于大家耳熟能詳的那幾所頂尖大學，也認識歷年的獲獎者，或者本身就跟評委們有過共事的經驗——而Mary也是如此。

于是，她說，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才是自己得此精英稱號的關鍵原因。

是時候戳破迷思了——

一個人的成功，向來都不簡單歸結于一個人的技能包或所謂能力、素養的總和。它比這要復雜得多，也更加網絡化。除了閱讀和數學、金融和計算機，還有一件同樣重要的事值得關注，那就是：社會資本。

什么叫“社會資本”？通俗地講，即“人脈”，也是留學生們口中的networking。

不同于房子、車子這樣的“物質資本”，也不屬于知識、技能這樣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指的是一種獲得、調動關系從而獲得機會的能力。根據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的定義，后者通常是那些嵌入人際關系或社會組織中的無形資源。

它可以像家人、朋友、同事或同學之間的關系那樣牢固，也可以像“網友”間那樣疏遠而脆弱。但是，在某些關鍵時刻，它能直接決定是有工作還是失業，大學錄取還是被拒。

沒有人能輕易否認它的重要性，但實際上，我們可能還是低估了它。

美國高校強大的校友文化、各種社會組織里的會員制度，無一不建立在“關系”上。而在職場，諸如此類的例子還要更多、更明顯：

據美國財經媒體CNBC的報道，據估計，有70%左右的崗位，沒有公開在求職網站上；

亦有數據顯示，50%-80%的工作崗位是通過人際網絡找到匹配人才的。

德勤未來工作實踐的專家則稱，未來的求職者將越來越需要找到能夠幫助他們更快地進步的人，包括“工作小組、組織，以及更廣泛、多樣化的社會網絡”。

頗有職場經驗的小魚補充，在美國許多公司， 比起“海投”的應聘者，走“內推”的成功幾率要大得多。而據她觀察，大概一半以上的留學生對這個渠道是“無意識”或者“沒有充分利用”的。

越是精英教育

越是看重社交資本

看到了“社交資本”背后的巨大能量，越來越多的教育研究工作者開始呼吁學校，要對此給予更多關注，甚至有不少稱它為“振奮人心”（uplift）的機會，對社會流動很重要。

照咱們的慣性思維，有些令人理解。

這就要再進一步，說到“社交資本”的兩個細分種類：“結合型”和“橋梁型”。

前者指在現有群體或社區內的聯系，通俗來說，包括家人、親戚、朋友等，這些關系通常是“ 可繼承的”；

而后者則指的是不同社區、社群之間的聯系，典型的例子包括校友、俱樂部會員等，這些關系通常需要基于“ 個人特質”去從頭建立。

1、 精英教育的本質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深諳這套“游戲規則”的美國精英學校，早就把“社交資本”這件事玩兒明白了。

舉例來說，源自于高校體育聯盟的“常春藤聯盟”，天然就帶著一層濃濃的“圈層文化”。

在社交精英主義打造起的校園文化下，這些年輕人本就大多來自“結合型”社交資本優越的富裕家庭，而學校又把他們聚集在一起，讓“橋梁型”社交資本的積累也相對容易。

而以圣保羅中學為代表的美國私立高中里，強調社交、團體運動、由大學教授直接指導的中學生科研項目、以及申請頂尖大學活動列表上標配一般的“社會實踐活動”......可以說，精英學校們，早已將“社交資本”融入學校日常。

2、 是特權，也是機會

但同時，教育研究者們相信，社交資本也能夠成為普通學生的機會。

“在你的學生中，你認為有人有能力進入福布斯‘30歲以下精英排行榜’嗎？我打賭，你有。而且，應該有很多。”

曾經作為教師工作的Mary，看到了成功背后的“特權”——即幫助她獲得該稱號的“橋梁型”社會資本，這并不是不可復制的——于是，她號召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打開思路：讓我們為他們（家境普通的學生）提供實現目標所需的所有聯系，更重要的是，把他們應得的每一個機會，還給他們。

成立于2000年的“克里斯托·雷學校系統”（Cristo Rey Network）高中系統，就是這樣的典型。

圖源Cristo Rey Network官網

該系統定位于為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中學后教育機會，目前在全美有38所學校。

它獨特地將嚴格的高中學術課程跟專業工作經驗結合起來，并支付學生的大部分教育費用。這所學校的學生，在高中生涯中的每一年，都會在法律、金融、醫療保健、技術行業的組織中每月工作五天。

結果，與美國低收入人口總數相比，學生在24歲之前完成學士學位的可能性高出了三倍。

該校表示，學生可以直接向專業人士學習，也在建立聯系的過程中為自己創造未來的工作機會。“我們不應該低估這種聯系帶來的機會。”

3、學校內的“關系”同樣重要

為了量化這種“機會”，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的朱莉婭·弗里蘭·費舍爾(Julia Freeland Fisher)帶領團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和調查，結果發現，學校的非正式支持可能和正式的指導計劃一樣關鍵，甚至更有用。

構成青少年人際網絡的重要結構包括：家庭、學校、社區、課后班、其他

圖源：報告 Using the Web of Support Framework.

202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學校找到“非正式導師”的青少年，比沒有這樣的導師的學生通過了更多的課程，獲得了更多的學分，平均成績也更高。這種“非正式導師”，通常是一位值得信賴的老師或輔導員。

被指導的學生上大學、從大學成功畢業的可能性，也要高出15個百分點。當然，潛藏的重要原因，是這種“關系”基本都會持續到學生高中畢業之后，甚至更長。

2020年，另一項研究也發現，那些學會發展和建立“非正式聯系”的第一代大學生，平均績點也要更高。

就職業成功來說，人們達成共識，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不亞于人力資本。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即使對于仍然處于求學階段的學生來說，社會資本也能給予他們更多的機會。

建立社交資本的能力

并非一日之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關于“社會資本”的探討，放在國內，對我們來說同樣有啟發。那么，把目光轉回到眼下，幫助孩子建立社會資本，我們能做些什么？

首先，幫助孩子從“好學生思維”中解放出來，很重要。

不僅在國內，英美許多年輕人在提起“人脈”這一概念也常帶入負面情緒，與之強關聯的聯想，更多出現了“吹捧“、“虛偽”和“厭惡”等詞匯——撇開那些天然享受社交、并能從中獲取能量、發展自我的外向者不談——這很正常，沒有人喜歡讓“交朋友”變成一種交易。

何況，以“利益置換”為目的的社交，又能建立多少能真正提供支持的堅固聯系呢？

矛盾的關鍵在于，“好學生思維”下，孩子們并沒有把社交視作一種發掘自我潛能的途徑，也不曾意識到，從具體的人身上學習，或許收獲更大。

這種教育的長期缺失下造成的思維定勢，需要我們一點點幫孩子打開。

在許多商學院，networking已經成為重要的課程內容

圖源：哈佛商業評論

其次，建立優質人脈資源的重要前提，是我們的孩子本身就具備相當的社交能力。

小魚大學時的一堂課上，老師布置了一項作業，要求學生在推特(Twitter)上，就某一話題跟聯系人“一對一聊天”，并得到回復。老師說，同學、校友很容易在社交媒體上“互相關注”，但如果從來不敲開聊天框，就談不上有效社交。

這種學習體驗，讓小魚耳目一新。小時候，一直讀“重點班”的小魚，常被老師告誡，不要老是跑出去玩，更不要跟“普通班”的孩子一起玩。

那時的她并不知道，老師會教學生，怎樣交朋友、怎樣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發現自己。

雖是老生常談，但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在社交媒體上“留學生如何有效networking”相關的分享討論中，“平等交流”永遠被置于首位。

小魚也多次強調，“雖然我們是學生，對方可能是某個大企業的CEO、一個行業的佼佼者，看起來，社會地位很懸殊，可社交的本質，不還是兩個人交流彼此的想法嗎？”

讓孩子具備這樣的心態， 除了我們常說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具備相當的學識和認知水準，同樣重要的，還有基于充分了解自己后的自信。

本科畢業那年，小魚曾投簡歷競聘國內一家知名廣告公司的管培生崗位，卻出乎她意料的失敗了。小魚覺得，自己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匹配崗位要求的，想來想去，最后給對方寫了一封郵件，想了解為什么。

沒成想對方卻說，小魚的條件值得更高的職級，管培生留不住她，還一并附上了另一個管理崗的招聘需求，問她是否感興趣。

這個小插曲對小魚影響頗深，“從那之后，我養成了一個習慣，跟人打交道，凡事都要有個結果、有個反饋，然后這些經驗都會讓我更清楚，自己接下來該往什么方向努力、提升。”

也是這種思路，讓小魚對“社會資本”這件事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社交可以幫我們爭取到一些機會，但接下來會有怎樣的成果，還是各憑本事。”

人們相信，留學的要義，不僅在于學習專業知識，去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看見一個更大的世界。但這種經歷，如何內化為孩子身上實實在在的成長、變化？

從現在起，以開放的態度，去認識更多的人、向一個個具體的人學習，倒不失為一個好的開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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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nner, A. D., & Mistry, R. S. (2007). Congruence of mother and teacher educational

1. Mary Jo Madda, For Students to Succeed, Social Capital Matter Just as Much as Skills—Here"s Why, Edsurge, Jan 9, 2019

2. Sarah D. Sparks, How Schools Can Teach Students to Network (Even When Students Don"t Think They Have One), EducationWeek, August 23, 2022

3. Julia Freeland Fisher, How to get a job often comes down to one elite personal asset, and many people still don’t realize it, CNBC Work, Dec 27, 2019

4. Richard V. Reeves, Beyond Deng, Who You Know: Relationships,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in boost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young Americans, Brookings, May 26, 2022

5. Julia Freeland Fisher, Students" Hidden Networks: Relationship mapping as a strategy to build asset-based pathways, Christensen Institude, August, 2022

6. Francesca Gino, Maryam Kouchaki, and Tiziana Casciaro, Learn to Love Network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2016

7. Gregory K. Plagens,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Student and School Performance, Purdue E-Pub, E&C/Education & Culture 27 (1) (2011): 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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