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減法中，最應該做，也最難做的，就是文憑的減法。

(相關資料圖)

因為，文憑，已經是教育的符號、教育的魔咒。

因為，文憑，已經是教育的中樞、教育的牛鼻子。

中國古代有一個“買櫝還珠”的故事，我們的學歷文憑，就是那個外表華麗的空盒子。

在現代社會，對于很多學生而言，學習什么、如何學習已經不重要，這就像真正的珠寶一樣，不被看重。重要的就是那一張紙，那一張能夠決定自己是否有好工作、好收入、好地位的學歷文憑。這張文憑，就是那個空盒子。

學歷社會與文憑主義

應該說，現代的學歷、學位、文憑制度，對于教育普及和學術發展，對于打破封建社會的等級體系，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學歷、學位、文憑制度開始發生扭曲，導致了學歷社會與文憑主義的產生，其弊端也日益顯著。

首先，學歷、學位、文憑成為名利場的“敲門磚”。它們本來只是作為人們求學深造循序漸進的路徑，作為衡量人們學術水平的憑據，如今卻變成了人們求職、獲得高薪的前提條件。經濟發達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后，我國在20 世紀90年代后，由于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急劇增加，求職者唯有取得高學歷才能謀求較好的職位，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人才的高消費從高學歷走向名牌學校，許多用人單位有了自己的“985”“211”高校和海外名校的“白名單”。

其次，學歷、學位、文憑成為應試教育的“催化劑”。由于只有擁有高學歷、名牌學校文憑才能找到令人羨慕的好工作、獲得高收入，因此競相報考名牌大學就成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唯一路徑。為了上好大學，就要上好高中；為了上好高中，就要上好初中；為了上好初中，就要上好小學；為了上好小學，就要上好幼兒園。就這樣，壓力層層傳遞，“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成為全社會的共同教育焦慮。

重視學歷本身沒有錯，但是重視過頭，變成學歷社會，就有問題了。

日本是比較早關注學歷社會問題的。所謂學歷社會，就是說在一個社會中，“每個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職務高低、經濟狀況等，不是由其門第、家庭出身等來決定，也不是由其本人的實際能力來決定，而是由其學歷來決定”。在評價一個人時，也不是看他“學了什么、學得怎么樣”，而是注重他“在何時、何地學習過”，甚至會得出根據從哪所學校畢業來判斷本人的能力和個性的結論。

這樣，學歷和文憑就失去了它最初的價值和意義，成為一個外在的光環。日本學者矢倉久泰在20世紀70年代末撰寫的《學歷社會》一書就提出，“學歷社會”的弊病在于，一方面，由于只注重學歷，導致學生在學習上的片面發展和考試戰爭的激化，使許多學生只是磨煉考試的技術，死記硬背，思維力卻沒有得到真正提高，同時，書面考試也無法測定出一個學生的創造性、道德品質、人際關系以及領導能力等諸多因素的情況，這些都不利于選拔真正的人才；另一方面，各個行政機構和組織在挑選人才時，也是僅僅以分數高低為序，這樣很不利于選用真正的人才。此外，教育質量相對下降，大學畢業生相對過剩，這些也都是“學歷社會”所帶來的問題。

從矢倉久泰開始，一些有識之士用各種方式對學歷社會和文憑主義進行批評。日本著名暢銷書作家東野圭吾在《毒笑小說》中說：“他們的父母絲毫沒有發現，其實這些孩子早在被我們綁架之前，就已經被綁架了——被學歷社會這個妖怪綁架了。”他認為學校教育是現代社會的“妖怪”，這個“妖怪”已經綁架了我們的孩子，綁架了我們的教育。

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一書中，通過對美國教育歷史的研究，剖析了文憑社會形成的過程，認為建立在教育基礎之上的文憑社會是一種不合理的分層機制，建議廢除文憑，遏制文憑“通貨膨脹”的趨勢。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分析了文憑膨脹的原因與過程：“教育學位是一種體現社會地位的通貨，可以用來交換獲得工作的機會；與所有通貨一樣，當供給不斷增加而貨物卻有限時，價格就會飛升（或購買力下降）。在這里，人們追求的是不斷減少的中產階級工作職位。教育通脹基于自身而發展；在每一個攻讀學位的個體看來，面對學位貶值，好的回應就是獲得更多的教育。”他的分析，不僅指出了文憑膨脹的原因，也解釋了文憑減法的困難所在。

將學歷社會和文憑主義批評得淋漓盡致的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卡普蘭，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反對教育的理由：為什么教育體系是在浪費時間和金錢》一書中，對學歷社會和文憑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反省。

卡普蘭在書中明確指出，以他自己一生的經驗，加上1/4個世紀的閱讀和反思，他有理由相信美國的教育體系是對時間和金錢的巨大浪費。而這個浪費主要體現在追逐高學歷和文憑方面。他把高學歷和文憑比喻為“信號”（Signals）。事實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教育，即“作為技能創造的教育”和“作為信號的教育”，前者偏重實際的內容，后者偏重外表的形式。前者相當于買櫝還珠的“珠”，后者相當于“櫝”。最后幾乎所有的人，從學習者到用人單位，重視的都是“櫝”，是最為“信號”的教育。因此，他得出結論：“如果教育都是技能創造，那么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會削弱我們的技能，使世界變得貧窮。然而，如果教育是一切信號，那么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將使我們的技能和世界財富保持不變。事實上，削減通過節省寶貴的時間和資源而使世界變得更加豐富。”

盡管我們都知道學歷不等于學力，文憑不等于水平，為什么人們還如此迷信學歷與文憑這樣的“信號”呢？卡普蘭認為，這是人們習慣于“使用真實的平均刻板印象來節省時間和金錢”。這其實是一種“統計歧視”。比如老年人需要支付更高的人壽保險費，因為老年人往往死得更快；出租車司機更愿意接待一個穿西裝的年輕人，而不是一個穿得像黑幫成員的年輕人，因為后者更有可能搶劫他。盡管事實上并非完全如此。

之所以學歷與文憑這樣的“信號”受到廣泛的重視，是因為這些“信號”與人們的收入有著直接的關系。一項關于不同學歷的人的收入調查表明，隨著個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的收入也隨之提高，而且收入差距巨大。擁有高等學位的人的收入幾乎是高中輟學者的3倍（見表7-1）。

卡普蘭在書中反復強調，我們往往過分夸大了目前學校教育的作用。在他看來，“教育大約80%是信號傳遞，20%是技能創造”。為什么他會得出這個結論呢？

第一，人們接受教育的動機主要不是為了知識、技能、創造，而是為了學歷、文憑的“信號”。美國高等教育研究所對大學新生的目標進行了調查。近90%的人認為“能夠找到更好的工作”是上大學“非常重要”或“基本”的理由。“經濟非常富裕”（超過80%）和“賺更多的錢”（約75%）緊隨其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回答“發展有意義的人生哲學”。

第二，很多大學生用在學習方面的時間很少。例如，一項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本科生進行研究的報告顯示，大學生每周在學習上花費的時間約為13小時，但是在其他方面花費的時間要超過40小時，比如他們還花12小時與朋友社交，11小時用于電腦娛樂，6小時看電視，6小時鍛煉，5小時發展興趣愛好，3小時用于其他娛樂形式等。

第三，學校不能夠學到真正的技能創造，這些本領大部分是在職業生涯中學到的。“大多數實際工作技能是在工人找到一份入門工作和相關晉升階梯上的一個職位后，通過在職培訓非正式獲得的。”

因此，卡普蘭提出，“教育帶來的社會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虛幻的：教育增長的主要成果不是基礎廣泛的繁榮，而是通貨膨脹”。教育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消除這種“通貨膨脹”，擠掉學歷與文憑的“水分”，降低“信號”的價值。他提出，教育的社會回報取決于“信號”的力量。“信號”的份額越高，力量越大，教育的社會回報就越低。“當你接近純信號極時，教育的社會回報降到零，然后變為負。”對于學生們來說，“信號是一場消耗戰。早放棄就是投降。你忍受的時間越長，你看起來越強大。勝利者——找到最好工作的人——是站到最后的學生”。

基于卡普蘭對于教育問題的分析，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舉措，如大幅度降低學歷與文憑的“信號”作用，回歸能力本位的用人觀，大幅減少政府的財政教育投入，增加個人的教育成本，大量減少學校教育中“無用”的課程，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等。應該說，這位關注并關心教育問題的經濟學家，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和睿智的分析，尤其是關于教育的“信號”學說，可謂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是，他的一部分藥方開錯了，如減少藝術與人文社會科學課程，減少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等。

如何做學歷與文憑的減法？

在學歷社會和文憑主義的弊端受到廣泛批評的同時，世界各國也在探索解決問題之道。日本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末進行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就把克服學歷社會導致的弊端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日本臨時教育審議會在關于教育改革的咨詢報告中明確提出，克服學歷社會和文憑主義的弊端須從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以21世紀為長遠目標的終身教育的社會，改變評價人的標準。在偏重學歷的社會里，評價一個人往往是以“在何時、何地學習過”為標準的，而在終身教育的社會里，則以“學了什么、學得怎么樣”為標準。

第二，改革學校教育。使學校教育對社會的要求做出靈活反應，使形式上的學歷與實際學歷相一致，從而具有靈活性，改變只以考試分數評價人的做法，要多方面地評價一個人的能力，還要向人們提供多種多樣的受教育機會。

第三，企業界、政府機構錄用人員時應注重每個人各方面的能力，糾正一切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招工辦法，實行就業機會均等以及就業后根據本人的能力評價、晉升和提職的制度。

1991年，索尼公司率先對學歷和文憑說“不”，采取對學校名稱“不準問，不準說，不準寫”的三不方針。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曾寫過一本叫《讓學歷見鬼去吧》的書。很多企業意識到它們真正想要的是創造性人才，采取了“英雄不問出身”的招聘辦法，現在的豐田汽車、朝日啤酒、TBS（東京放送）電視臺等大企業在招聘時也都不問校名。

招聘網站Glassdoor編制了一份15家不再需要大學畢業證書的世界著名大公司的名單。在這份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蘋果、谷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IBM、美國銀行、希爾頓、星巴克等世界頂級公司都愿意接受非傳統教育或只有高中畢業證書的人，而且提供的可能是高薪崗位。這些企業已經明智地認識到，學歷其實并沒有那么重要，“考試中勝出的能力=工作能力”這個等式已經漸漸不成立了。企業應該更注重人的學習能力與創造能力、可持續成長的空間、吸收知識與技術的能力等。

取消公務員考試的學歷門檻

在我國，要在短期內取消學歷和文憑制度有一定難度。但是，不妨從取消公務員考試的學歷要求開始。早在2006年的全國“兩會”上，我就提出過相關的建議。我在提案中明確提出，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錄用考試制度體現的是公平競爭、機會平等的原則。但是，卻一直有“大專以上”的學歷要求，而且在實際操作時，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很多崗位對學歷的要求是本科生或碩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國家公務員考試不同于高考，它是直接為國家選拔管理人才的一種考試，學歷不等于能力，從這個目的看，人為設置公務員考試的學歷門檻值得商榷。

國家管理人才要求有高學歷，招收優秀人才參與國家治理，這看起來似乎順理成章，很有道理，但至少有六條弊端。

第一條：將“公開”與“公平、公正”混為一談。學歷的高低可能有客觀因素，一旦先審查學歷，就在實質上違背了公平競爭、機會均等的原則。

第二條：學歷門檻不利于素質教育的推廣。學歷門檻的實質等于贊同“高學歷就是人才”這一前提，把“學歷”與“學力”混為一談，因而等于我們現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襲傳統“科舉考試”人才選拔模式——“學而優則仕”。

第三條：學歷門檻對“假文憑、假學歷”的泛濫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早在2005年底，中央有關部門公布了兩年來對縣處級以上干部清查假文憑的結果，每40人中就有1人的文憑有問題，有的省持有假文憑者竟達到總清查人數的20%。

第四條：學歷門檻嚴重影響著高等教育的質量。既然取得了某種文憑就具備了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基本條件，那么學習本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這樣一來，造成了大學生經常曠課，函授生只要交費、注冊，再加上設法考試過關就行，考試作弊現象到處蔓延，嚴重影響了高校教學質量，尤其是繼續教育的質量。

第五條：學歷門檻排斥了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出于種種原因，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以及沒有完成大學學業的人現在依然很多，但是這并不能證明這些人不具有管理才能。

第六條：學歷門檻不符合憲法所倡導的人人平等的精神。我國憲法規定，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公民在參加公務員考試時不應受到學歷限制。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從公務員招考開始，取消學歷門檻，國家黨政部門帶頭，對于企業和其他部門打破學歷社會與文憑至上的弊端，無疑是最好的突破口。同時，我們也期待重點企業能夠學習蘋果、谷歌等國際著名跨國公司的做法，降低學歷門檻，形成唯才是舉的風尚。

當一個社會，不再以學歷、文憑，不再以出身、門戶來選人、用人時，人們就不會不擇手段、耗費精力地讀無用之書，做無用之功，寫表面文章，鍍學歷之“金”。全社會的教育生態也會更加健康，教育焦慮也會隨之下降。

或許有人會問，取消學歷和文憑的“信號”功能，我們還有沒有辦法衡量人才呢？

記得北京四中的老校長劉長銘先生曾經感慨地告訴我，他們學校最優秀的學生，幾乎都在高考前被世界名校割韭菜一樣割走了。他們一直很納悶，人家沒有看高考成績，為什么看人看得那么準呢？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學校也經常發生。其實，完全是可以找到鑒別人才的方法的。只是，用一個分數、一張試卷、一個文憑，是最簡單、最省心的方法，貌似也是最公平的方法。

很多人認為，在現有情況下，高考是最公平的人才選拔辦法，文憑是最可靠的人才選聘辦法，其實，這也是“懶人懶政”的體現。為什么世界著名企業放棄了按照文憑招聘人才的辦法？為什么美國的常春藤聯盟學校提出大學錄取不再看“高考”成績？

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不會取消高考，不會放棄學歷與文憑的作用，但是，盡可能地弱化學歷與文憑的“信號”功能，盡可能不將學歷與文憑同人才招聘、工資待遇等掛鉤，無疑是今后教育改革與社會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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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節選自朱永新先生著《教育的減法》一書，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