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眼科，銀外科，千萬別干小兒科”。多年來，兒科似乎成了一些醫師不愿選擇的科室。兒科醫師緊缺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我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兒科醫師緊缺問題更加“吃緊”。2017年冬季，一場肆虐的流感再次凸顯兒科醫師緊缺的困境。如果把日歷翻到2016年冬季，也是因為流感，一些省市的醫院甚至因為患兒過多出現了停診限診問題，而這恰恰是醫患供需不平衡長期積累而導致的結果。

北京兒童醫院輸液中心護士為一名小患者輸液。新華社發

孩子是每一個家庭的重心，也是民族的希望。在推進健康中國的建設中，需要通過綜合施策來培養兒科醫師并為其營造良好的執業環境，這樣才能吸引最優質的人才從事兒科行業。

1月7日，天津海河醫院的一則通告聚焦了大眾的目光：因兒科醫生超負荷工作，全部病倒，因此該醫院兒科宣布停診。

4天之后，這家醫院再次發布通告稱：在天津市衛計委的協調、協助下，來自天津市兒童醫院的兩位主任醫師受邀支援我院工作，兒科門診1月11日下午恢復正常開診。同時，海河醫院對于停診期間社會各界給予該院醫生的理解和祝福表達了誠摯的謝意。

隨著2017年年末爆發的流感疫情逐漸平息，此次“兒科停診”事件正在淡出大眾視野，但帶給人們的思考卻不曾結束。

天津市海河醫院專家為患兒診療。新華社發

停診凸顯“醫荒”窘境

天津海河醫院“兒科停診”這一偶發事件，重新煲熱了“兒童看病難”的話題。

毋庸諱言，“兒科醫生荒”早就是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問題。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也比較清楚：一是兒科醫師的培養有缺口，二是兒科醫師的職業環境有缺陷。

我國的醫學院校自1999年起，兒科專業停招，代之以臨床醫學專業，兒科學僅僅作為臨床醫學專業中的一門課程存在。雖然在2016年國家衛計委和教育部開始合作恢復兒科本科招生，但兒科停招18年造成的兒科醫生缺口在短時間內難以彌補。

醫務界常常用“高風險、高負荷、低待遇”來描述兒科醫生的執業環境。事實上，這也正是眼下兒科醫師不斷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全國各地都在努力加強兒科建設，讓在職的兒科醫師樂于在崗位上堅守下去，需要持續不斷地多方施策。

據了解，目前在各綜合性醫院中，兒科普遍處于弱勢地位。而在專科醫院中，高負荷的工作節奏則令兒科醫師們頻生去意。以此次來勢兇猛的流感疫情為例，除乙型流感以外，還合并了甲型流感的幾個亞型病毒的感染，部分患者與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支原體等感染相疊加，導致兒科發熱呼吸道癥候群病例較往年有大幅度增加。2017年12月，天津市兒科門診總診療人次環比增長41%;急診總診療人次環比增長68%;新增住院患兒環比增長27%。與之相對應的是，全市兒科門診每日出診醫生人數增加了42%，兒科急診每日出診醫生人數增加了36%。超負荷應診讓許多兒科醫生叫苦不迭：“我們的工作節奏是早班加中班，連吃飯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除了工作的高強度，更讓兒科醫師糾結的是不得不經常忍受無端的指責，承擔難以預料的風險。患兒家長在“排隊8小時”的過程中積累的煩躁情緒常常會在“看病3分鐘”時爆發出來，抱怨、指責、謾罵，甚至發生肢體沖突，這些職業風險成為兒科醫師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是近年來兒科醫師不斷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破解難題需要打出“組合拳”

在全國范圍內，兒科醫生匱乏是一個普遍現象。按照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和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2016年11月聯合發布的《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測算，若要實現每千名兒童0.69名兒科醫生的目標，目前我國兒科醫生缺口近9萬人。相對而言，經過近年來的綜合施策，天津市兒科醫師缺乏的狀況正在有效緩解。

據天津市衛計委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天津在職的兒科醫師1669人，缺口約600人左右。從2016年起，天津市采取培養和引進相結合的方式，在“引得來、留得住、能提高”等三方面下功夫，打出“組合拳”，通過出臺兒科醫療服務激勵機制、兒科醫生補助資助制度、完善兒科醫生培養和培訓辦法，穩定和優化兒科醫師隊伍。具體措施包括：實施兒科醫生定向培養，鼓勵醫學院校在校學生從事兒科專業方向;根據用人單位實際情況，實施兒科醫生二次招錄;建立“轉崗”機制，鼓勵引導相關專業醫師從事兒科專業;實施兒科專業加試工作，吸引更多醫務人員加入到兒科隊伍當中來;由同級財政出資，用人單位對新入職的兒科醫生給予在校期間學習費用專項補助;在兒科醫生中實施研究生同等學力教育，以提高其專業技術水平和服務能力;鼓勵兒科醫生專項培訓，推廣兒童疾病綜合管理等適宜技術，包括兒童常見病診治、現場急救、危急重癥患兒處理和轉診能力，切實提高兒科醫生專業技術水平;鼓勵和支持用人單位吸引高端兒科人才來津創業;提高兒科醫生相關待遇。

天津市衛計委還明確要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經費安排等方面，優先支持兒科專業。在按照要求保證兒科床位設置和人員配置的基礎上，天津市將改進醫療機構績效管理措施，建立有利于兒科醫生執業的績效考核制度，同時要完善醫療機構內部薪酬分配制度，制定向兒科醫生傾斜的分配辦法，切實提高兒科醫生的待遇水平。

天津市衛計委醫政醫管處副處長溫曉清說，通過綜合施策，近兩年天津市增加了約300名兒科醫生。按照這一勢頭，到2020年，天津市將實現每千名兒童兒科執業醫師數達到0.69名的目標。

“分級診療”才是治本之策

雖然相對于全國來說，天津兒科醫師匱乏的程度并不嚴重，但令人深思的是，為何還會發生“兒科停診”事件呢?

實際上，兒科醫療優質資源分布不均衡和患者就醫觀念存在誤區，才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孩子生了病，無論大病小病，大多數家長的第一選擇就是去兒童醫院，找最有名的醫生。即使在社區醫院同樣能夠診治，也要“舍近求遠”。所以，人們經常看到的情形是：大醫院人滿為患，社區醫院門可羅雀。這種就診習慣進一步加大了醫療資源平衡的難度。過去一段時間，一些綜合性醫院取消兒科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大多選擇兒童專科醫院診治，常常出現“醫生等患者、患者不進門”的尷尬處境。即使是此次停診的天津海河醫院，如果不是此次流感太過猛烈，以及兒科醫師員額配置相對較少，恐怕也不會引發全社會的如此關注。

此次面對流感疫情，天津市衛計委響應迅速，堅持全市“一盤棋”，及時向社會公布兒科醫療機構的診療服務信息，發揮各級各類兒科醫療機構的作用，疏解45%的患兒就近選擇到基層醫療機構就診，緩解了大醫院就診壓力。同時，全市各醫院積極調配醫療資源，通過調整病房和門急診班次、增加出診醫生、組建應急后備隊、延長門診服務時間、加強自助掛號與叫號服務、增加安保人員維護秩序等措施，積極緩解就診壓力，縮短患者等候時間。以天津市兒童醫院為例，通過多措并舉，患兒就診等候時間由原來最長10小時縮短到目前的2小時左右。

“要真正解決兒童看病難的問題，最關鍵的是要深化醫療體制改革，通過科學機制合理配置醫療資源，使患者就醫實現合理分流。”天津市衛計委主任王建國說，2017年，天津實施了基層醫療機構全科醫師兒科技能培訓項目，首批210名基層全科醫師基本具備了規范的兒童基本醫療服務能力。相信隨著醫療體制改革的各項政策措施不斷出臺并真正落實，人們就醫觀念的日趨理性，兒童看病難的問題一定會逐步解決，“兒科停診”事件將不再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