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一名女博士在微博實名舉報北航教授性騷擾，北航隨后成立工作組，開展調查，并已暫停該教授的工作。

這件事兒，不禁讓人想起數月前，大洋彼岸的反性騷擾行動如火如荼：好萊塢電影大亨哈維·韋恩斯坦身陷性騷擾丑聞，被美國制片人工會開除;奧斯卡影帝凱文·史派西被曝性騷擾丑聞，無緣《紙牌屋》第六季……剛剛過去的2017年，美國《時代》周刊把揭露各行各業性騷擾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評為年度人物。

實際上，在公共場所、職場與學校許多被忽視的角落，性騷擾并不罕見。一家著名招聘網站做的職場性騷擾調查顯示，40%女性遭到過辦公室性騷擾。全國婦聯一項針對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大學生達57%。

以語言、文字、圖像、電子信息、肢體行為等任何形式對女性實施性騷擾都既為法律所不容、也突破道德的底線

面對性騷擾，勇敢發聲者也不少。比如，演員馬麗在深圳一家超市遇到“咸豬手”后選擇報警，她在微博表示：“大部分女性都選擇沉默，但是我不想沉默”;當紅歌手“霉霉”泰勒·斯威夫特狀告DJ大衛·穆勒性騷擾并勝訴……。我們欣賞這幾位女性的勇敢，不過一個問題也讓人深思：為什么許多受害者會選擇沉默?

受害者往往忌憚維權的代價，又有談及性話題的恥感壓力，不得不選擇噤聲。這些都讓職場和學校成為了性騷擾的重災區。

究其原因，性騷擾往往發生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權力不對等的個體之間。環境相對封閉，意味著性騷擾認定難、取證難、舉證難;權力不對等，意味著性騷擾實施者擁有肆無忌憚的資本，往往可以用工作業績、升職機會、學業發展相要挾。更令人擔憂的是，有的單位和學校為了面子甚至會選擇息事寧人，采用“加薪”“保研”等錯誤方式，表面上安撫了受害者，實則縱容了騷擾者。因而，

正是這樣的艱難，讓站出來的勇氣顯得尤為可貴。那么，為這樣的勇氣叫好的同時，我們還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們應該支持和幫助勇于發聲的人，至少不讓“說出來”帶來二次傷害：尊重受害者的感受，不認為他們“大驚小怪”或“小題大做”；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將侵害的發生歸咎于受害者。

尤其需要明確的是，受害者之所以受到侵害，不是因為他們長得美，或穿得少，也不是因為他們與侵害者獨處一室，或者在學業、工作上有求于人。任何試圖從受害者身上找原因的行為都是二次傷害，也是對侵害者的縱容。

其次，制度方面要發力

?。宏觀層面，國家應該進行更有針對性的立法，讓性騷擾受害者維權更有依據。微觀層面，用人單位、學校等也應當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訴機制。否則，員工、學生遭遇性騷擾申訴無門，剩下的選擇要么“忍”，要么“滾”。

扭轉觀念還要走很長的路，個人、機構、國家的全方位發力，也就顯得更加緊迫。

最后，扭轉社會觀念才能根除性騷擾存在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性騷擾是物化女性、不尊重女性的社會觀念的結果。這些觀念長期存在，既頑固又廣泛。比如，奧迪車廣告把女性比作二手車;民生銀行性騷擾事件中，當事人王女士勇敢站出來之后，網上竟有人指責她“這種事情拿出來說，不要臉”“姑娘情商低、太高調，以后哪個領導還敢用她”。可見，

為自己的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一個更好的世界做點什么，勇敢才是你最好看的姿態！女性是這樣，男性也一樣。

也許你不是性騷擾受害者，但如果任由性騷擾泛濫，誰又能獨善其身呢?你的姐妹、女兒，甚至兄弟、兒子，誰能保證他們不成為受害者呢?畢竟，有調查表明，10%的職場男性也遭遇過性騷擾;畢竟，連保鏢隨身的“霉霉”都沒躲過咸豬手。

美好世界

不忍茍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