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日本派出大批留學生、留學僧來到中國，學習先進技術和文化。在那個交通極不發達的年代，他們不懼艱難險阻，不少人葬身茫茫大海，也有不少人因種種原因未能回國，客死他鄉。

在世界史上，像日本這樣持續數百年大量向一個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情況并不多見。為何出現這一現象?根源在于中華文明的巨大影響力和吸引力。在日本留學人員中，包括了阿倍仲麻呂、空海這樣的杰出人物，他們為促進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和兩國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貢獻影響之深遠，至今清晰可見。

唐朝作為當時世界經濟文化中心，還云集著除日本之外的各國留學生、僧侶、藝術家和商人。“萬國衣冠朝長安”，是當時長安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真實寫照。這些留學生、僧侶、藝術家和商人在對中華文化學習交流的同時，也將學習交流成果帶回自己的家鄉，傳播至全世界。由此，盛唐時期完成了從“教育吸引”向“文化輻射”的升華。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時光推進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時，為了拯救積貧積弱的中國，許多有志青年乃至幼童，奔赴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學習科學知識和先進文化。憑著他們火熱的愛國熱情和多年的努力奮斗，這些人大多成長為政界、文化界、商業界的骨干，同時，他們也將西方一些先進的哲學文化理念帶入中國，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發展進程。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在教育事業上對別國產生的吸引力，往往與該國的世界影響力息息相關。能夠吸引千千萬萬外國留學生前來求學，必然意味著這個國家具有先進的科技實力、不凡的文化魅力以及國際社會對這個國家的高度認同。同時，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將知識和文化散播在世界各地，教育上的吸引力就自然轉化為文化上的輻射力，獲得世界更大的認同。從這個角度而言，教育交流的“逆差”和“順差”，是一個國家是否富強、文化是否先進的“晴雨表”。與國際貿易只展現一時的經濟狀況不同，教育層面的吸引力能夠展現一個國家相當長一個時期的綜合形象和影響力。

可喜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對外國留學生的吸引力正在穩步提升，同時也大幅提升了世界對中國的文化認同。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就在去年，一批外籍在華留學生將高鐵、網購、支付寶、共享單車選為他們眼中的中國“新四大發明”，期待有朝一日能將這些“寶貝”帶回自己的國家。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像“新四大發明”這樣越來越多的中國符號所散發的獨特魅力，不斷推動著大批海外留學生來到中國，這是中國教育的吸引力，是中國文化的輻射力，也是中國建設教育強國、文化強國的底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