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出貴子”“鯉魚躍龍門”……歷來是教育改變命運的最好詮釋。近年來，國家持續實施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專項計劃，招生名額從2012年的1萬人增至2022年的13.1萬人，累計錄取學生95萬余人，讓更多農村和貧困地區學子改變了命運。
通過專項計劃上名牌大學的畢竟還是少數。今天的鄉村教育也會和城市一樣有“雞娃”和“內卷”嗎?鄉村孩子成長面臨著怎樣的新情況?面對城市教育的發展，鄉村教育有何優勢，助力寒門學子“鯉魚躍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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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近期采訪了三位鄉村教育的研究者——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基本理論研究院講師程猛、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安超、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比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章靖，圍繞鄉村教育及文化優勢進行分析，并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請他們為鄉村教育發展建言獻策。
“跳出農門”的孩子，是怎樣靠教育改變命運的
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巨大、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的情況下，鄉村孩子是如何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鄉村孩子自身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究竟展現在何處?三位學者都進行了研究。
自2014年起，程猛與他的研究團隊通過深度訪談和教育自傳的方法，收集和記錄了近百名出身鄉村、進入重點大學的農家子弟的生命體驗。
程猛用“先賦性動力、道德化思維、學校化的心性品質”，來概括鄉村孩子取得高學業成就背后的意義世界。
“物或損之而益”，程猛用老子的一句話，來說明“先賦性動力”，即多年積累的城鄉差距、農村中的重男輕女現象等，反而讓人生發出向上的動力，進而把不利情景轉化為學習的韌性。這種與命運抗爭的“先賦性動力”是鄉村孩子拼搏向上的原動力。
道德化思維，即對于鄉村孩子來說，總能感受到父母的勤儉、辛勞和付出，因而他們對家庭為自己求學所做的犧牲背負了較重的道德債務。“對鄉村孩子而言，學習不是單純的個人事務，而是與父母的付出能否得到回報、與自己家庭甚至家族的榮辱聯系在一起，這種將學習作為道德事務的思維模式讓鄉村孩子更專注于學習，自制而專一。”程猛說，而在學校生活中，尤其是應試的環境下，成績是獲得有尊嚴的身份的核心，也是鄉村孩子優越感、認同感的主要來源。
安超則將目光投向了以自己父母為代表的鄉村孩子父母，去重新訪談自己的父老鄉親，去反觀自己的家庭，記錄自己的成長經歷，以此觀察鄉村孩子的父母在經濟、文化、情感和道德上是如何支持他們取得學業成就、長大成人的。
“小時候家里很窮，但我們卻感覺不到這種匱乏，有兄弟姐妹吵吵鬧鬧的陪伴，有廣闊田野可供玩耍，有一群七大姑八大姨可以看孩子。”安超說。
在書寫了自己家族五代人的育兒經時，安超發現一些教育的“老理兒”代代相傳——“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勞動本分，“無規矩不成方圓”的待人接物方式，“人窮志不短”的精氣神，“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敬畏心，“德高自有路”的恩德觀念，“事非經過不知難”的知行觀，以及對“學以為己、成而為人”的讀書信仰,都是鄉村孩子“大器晚成”的文化基因。
“鄉村孩子獨有的勞動體驗、閑暇自由、敬畏之心，是傳統鄉村文化中那些最為人性的、能夠幫助孩子成長的教育真諦，幫助一代又一代鄉村孩子長大成人、安身立命，即使不是大富大貴，也能做一個普通的好人;同時也是支撐鄉村孩子攀爬教育階梯的法寶。”安超說。
“在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傳統鄉村家庭教育、自我養成之外，彌漫于區縣鄉村學校內外的自強、勵志、苦讀、樂學精神，也是鄉村孩子成長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趙章靖說，區縣鄉村學校師生所崇尚的這種精神，作為原初動力，會賦予或強化鄉村孩子自強品格和自愈能力，在求職或考研、考博中繼續努力拼搏，詮釋著新時期的“寒門貴子”。
因此，趙章靖認為，鄉村教育振興更要注重區縣鄉村學校的這樣一種自強品格，區縣鄉村學校的這種內在品格能夠與鄉村家庭“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心理和“讀書的料”的成長需求達成同頻共振。
今天，農村孩子的成長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
20世紀80年代，程猛出生于一個三縣交界的小村莊，父親是農民，母親是村小民辦教師，從小被視為“讀書的料”的他，一路從村小到區縣初中、市重點高中、北京市重點大學……跨過一個又一個學業階梯，如今成了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的一名教師。
安超和趙章靖的經歷也類似，從鄉村出發，以學業為階梯，努力在大城市拓展著自己的生存空間。
作為從鄉村成長起來的教育研究者，他們不禁把目光投向了鄉村，試圖尋找鄉村孩子“鯉魚躍龍門”的規律。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觀察著這些年來，鄉村“00后”，甚至“10后”孩子的成長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當我上大學的時候回家，農村老家是一種景象;我讀研的時候回家，農村老家是另外一種景象;現在我工作了，再回家，農村老家又是一種新的景象。鄉村的變化是十分劇烈的。”程猛說，這其中有鄉村面貌的變遷，比如有了自來水，通了快遞和網絡，物質生活更加豐富。
然而，趙章靖也觀察到，不同于他所成長的年代，現在的鄉村孩子，正在經歷著完全不同的童年——現在的孩子玩手機游戲、玩電腦比我們都靈。過去，考上大學是“鯉魚躍龍門”，而現在的農村孩子和家長對于教育的信仰和學習心態正在發生變化，存在著“即便考上重點大學，也很難說將來的命運就會有多大改變”的“擔憂”。
再回到家鄉，安超也發現，手機、網絡游戲、短視頻網站等，正在父母師長看不見的地方，悄悄侵占鄉村孩子的精神領地。
在安超看來，屏幕提供了這種接觸外部世界的便利性，鄉村孩子可以很容易看到“外面的世界”，感覺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種種的差異，會更早地觸碰到現代社會和鄉土社會中間的一些差異，但他們的家庭支持和當今的鄉土社會提供的文化滋養卻不足以支撐他們去探索一個真實的“外面的世界”。
“‘80后’的我們沒有手機、互聯網，課后的時間專注于讀書學習，而當前鄉村家庭中這種放任的電子文化接觸和暴露，對鄉村孩子的成長和親子關系帶來了重重挑戰。”安超說，如今的鄉村孩子，一方面，面臨著心靈孤獨的危機，既沒有兄弟姐妹的血緣牽絆，也沒有玩伴的非競爭性友誼;另一方面，不少留守兒童更是缺乏親身養育，而只有虛擬的“屏幕玩伴”，非真實體驗和脆弱性風險與日俱增。
程猛認為，過去城市離鄉村的物理距離很遠，而現在在屏幕上、網絡上，城市與鄉村的形態是疊加的，兒童很小的時候就不斷在城市與鄉村的圖景間穿行，精神世界面臨著潛在的挑戰。
“在狂飆突進的城鎮化背景下，鄉村孩子也在經歷著生活方式的轉變，發展機會也可以說是機遇和挑戰并存。特別是在那些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鄉村孩子在吃穿用度、生活方式等許多方面，也逐漸接近城市孩子。”趙章靖說，鄉村地區的家長也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
“今天的農村孩子，作為鄉村獨生子女一代及二代，他們幾乎承受著來自父母的、祖輩的所有期望，壓力巨大但現實的支持卻非常有限，這使今天的農村孩子的成長面臨著獨特的風險。”程猛說。
當前，鄉村教育如何利用好國家政策紅利
碩士畢業后，程猛曾在北京市一所高中任教兩年。正是這兩年的對比，讓他感受到了縣域高中獨特的校園文化——“不少鄉村孩子有一種堅韌、爭氣的心理，父母拉扯我們不容易，含辛茹苦把我們養大，我們要好好考大學，將來回報父母。這樣一種樸實的精神，是縣域高中不同于城市高中的一種獨特校園文化”。
“縣域高中的生源中，農村背景生源幾率大一些，縣域高中也會把宣揚或者是把父母的犧牲付出作為激勵學生向上求學的一個動力，作為一種刻苦學習的動員。”程猛說。
在他看來，相比于許多城市里長大的孩子，鄉村長大的孩子浸潤于鄉土社會之中，對大自然有更親近的體悟。盡管他們在現實的教育和發展資源層面有諸多限制，但能吃苦的韌性、內在的探索熱情和想象力等，對他們克服學業困難、取得學業成就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城鄉發展的差距、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的差異一方面會帶來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催生出非預期的學習韌性。”程猛說。
而近年來，為更好地促進教育公平、讓更多的農村學生上大學，國家持續推進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專項計劃。其中，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專項計劃自2012年以來，累計錄取學生95萬余人，形成了保障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上重點高校的長效機制，并得到了多方認可，調查顯示，高校滿意度為80%、學生為90%、地方為100%。除此之外，為保障農村孩子上重點高中，也有不少地方實施指標到校政策。
“專項計劃的實施，對于廣大農村孩子來說，是及時雨，是底線保障。”趙章靖說，在當前高等教育由大眾化邁向普及化發展的背景下，專項計劃的實施，是有效緩解“縣中塌陷”現象的給力舉措。
然而，程猛和安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在政策的實施中，也有一些孩子“不適應”，甚至退學，這顯示出政策意圖與教育實踐的隱含張力。
“這部分進入重點大學、重點高中的‘幸運兒’仍是少數，而教師可能意識不到他們在心理上和學業上的困難，沒有及時干預，政策的成效打了折扣。”安超認為，支持性政策的實施，無論在高中還是在大學，要真正走進農村孩子的內心，這需要真正懂學生的老師、懂學校的校長和有人情味的管理者，能夠幫助他們應對城鄉文化沖擊、應對教育的壓力。
在田野調查中，程猛也接觸過這樣的個例，作為小鎮有名的“讀書的料”，不負眾望進入名牌大學，因為對專業不感興趣、缺乏規劃，四年下來卻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困境。“自己非常失望，父母也非常失望，整個人的精神世界都面臨著崩潰”。
對此，趙章靖認為，在落實專項計劃的同時，還應該注重配套措施的完善。鄉村學生更需要文化幫扶，具體來說就是要幫助農村孩子學會更好地待人接物、與人相處，心理健康、平衡，不再因貧窮而自卑。“這需要春風化雨到每個鄉村孩子個體，讓他們更加陽光、積極、樂觀、自信，并做到久久為功。”趙章靖說。
鄉村振興背景下，該如何支持鄉村教育發展
近年來，不少縣域普通高中出現了優質生源和師資流失問題，辦學質量一路下滑，呼吁重塑“縣中輝煌”的聲音不絕于耳。2021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了《“十四五”縣域普通高中發展提升行動計劃》，出臺了加強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健全教師補充激勵機制、實施縣中托管幫扶工程等多項利好舉措，以促進縣中與城區普通高中協調發展，加快縮小教育差距。
在程猛看來，縣中振興，重要的不僅是讓多少比例鄉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還應該與鄉村振興、中小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連接在一起，提升農村的公共服務體系，真正實現無論在城還是在鄉，都有機會充分發展。如果鄉村的孩子不管在城市還是在鄉村都能尋找到就業機會，從事有價值、有尊嚴的工作，有比較豐富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支持，那么“跳出農門”“跳龍門”就不是唯一的那條路，鄉村教育的內卷或焦慮就不會那么強烈。
安超則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推進縣中振興，不是要辦多少超級中學，而是應考慮辦一些適應鄉土的“小而美”的學校，這也不能只靠政府來做。
“政策應該有一些想象力。”安超說，依靠政府全能型的兜底是不可能的，必須借助第三方社會組織的力量，借助民間“能人”的力量。首先，有很多人或者說已經走出來的鄉村人是愿意回饋和反哺鄉村的，他們對于鄉土的感情始終在，要發揮他們的作用。第二，要支持和培育鄉村教育家，土生土長的教師和校長是最了解本地的，也是對本地最有感情的，就像鄉村教育家張桂梅老師，她幫助1800多個農村女孩走出大山，走進大學。同時，政府應該給予更多公共支持，讓更多的鄉村教育家在寬松的制度環境中冒出來，才能真正推動實現城鄉融合的教育發展。
“從鄉村走出去的人其實是一股很重要的支持性力量，而他們的力量、潛力，目前還遠遠未發揮出來。”安超認為，這需要地方鄉鎮、縣的政府和教育部門對這股力量進行一種匯集和整合。政府需要去發掘這些力量，搭建一個雙向奔赴的平臺。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回歸鄉村，田園經濟、鄉土情懷成了一股新的潮流。
“鄉村需要‘筑巢引鳳’，‘巢’不僅是物質上的巢，更應該是制度性的巢，讓那些走出去的高端人才、科研工作者、企業家愿意回來，相較于物質，優化基層治理，做好制度建設，才是‘筑巢引鳳’的關鍵。”安超說。
從教育領域來說，物質層面，是不斷改善鄉村的辦學條件，提高鄉村教師的待遇，解決鄉村教師的真實困難和需求，讓鄉村教師沒有后顧之憂。而制度層面，是要制定和落實鄉村教師的“優師”政策，培育、選拔、晉升、獎勵一批真正精通業務又有鄉土情懷的中青年教師成為骨干教師，以“專業”為準繩、靠“本事”說話，把人才留住，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教育的振興。
程猛則認為，鄉村教育的振興需要從根本上扭轉城鄉二元格局，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就現實的教育層面而言，提高鄉村的公共服務質量、持續改善教師的生活和辦學條件、大幅度提高鄉村教師待遇和福利保障才能吸引優秀教師加入鄉村振興和教育振興的大潮。同時，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時代的科技力量，發現鄉村相比于大城市的內在優勢，激發鄉村的發展能量，吸引更多有才有志的人回流，逐漸彌合城鄉之間在教育資源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差距。
“鄉村教育有自身的優勢，應該進一步鼓勵鄉村教育自發探索，發揮基層教育的首創性。”在趙章靖看來，城市文明并不意味著絕對先進，而鄉村文明更非代表落后。在現實中，偏重于帶有功利取向的“人才”，而鄉村文明建設中的“人士”尚未引起足夠重視。這種鄉村人士，在當下可以是生活在農村鄉鎮地區的退休干部、教師甚或鄉村醫生。在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這類人士也值得被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