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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課堂上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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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利對學生家長進行培訓 |
垃圾桶里撿來的、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河水沖來的、泥巴塑的……面對這則“難題”，人們得到或給出過形形色色的答案。 我是從哪兒來的?
“中國父母的經典答案特別多，特別有創造性。”劉文利笑著說，“可唯獨不說真話。”
作為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的負責人，劉文利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與孩子談性”。此前，由她主編的性教育讀本在網絡上引發爭議，一度將她和團隊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在此之后，劉文利從幕后走向臺前，向人們講述性教育給孩子帶來的改變。
“性是非常美好、積極的東西，不是丑陋、下流、骯臟的，這個觀念一定要從孩子很小的時候構建。”劉文利說。
小學里的性教育課
劉文利的底氣，源自于一項持續了10年的性教育研究和實踐。
2007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劉文利開始在北京市大興區行知學校做性教育課程實驗。
“我就是為了做兒童性教育回來的。”上世紀80年代末，還在讀碩士研究生的劉文利便對性教育產生了研究興趣。留美10年，她一直在關注中國性教育的進展和報道。為了幫助當地華人了解性健康知識，劉文利還在社區電臺開設了專門欄目，并定期舉辦講座活動。
“參加活動時，一些父母把孩子帶過來，想讓我跟孩子講講‘我是從哪兒來的’這些性教育話題。”劉文利說，“我發現其實家長愿意讓孩子了解生命的真相，但苦于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不好意思談、怕談不好。”
這些經歷，讓劉文利堅定了從學校入手，推廣和普及性教育的決心。
在小學里上性教育課，老師從哪兒來?行知學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并沒有專職的健康教育或心理健康教師，甚至連兼職的也沒有。性教育課的開展，得先從教師培訓開始。學校里的語文、數學、英語、美術老師都成了授課對象。
困難可想而知。“很多老師覺得，我跟自己的孩子從來都沒講過‘性’，怎么可能在課堂上跟學生講呢?”劉文利說，還有的老師擔心，性教育課堂會不會變得“不可控制”。
開口向學生介紹生殖器官，也是一道難跨越的坎兒。“在教師培訓中，我們設計了一些脫敏訓練。”劉文利說，“從小聲默念到指著圖片大聲說，老師慢慢覺得，可以到課堂上對孩子說了。”
在培訓中，很多老師發現，原來所謂的性教育不只是“性行為那點兒事”。劉文利團隊設計的教材中，涵蓋了認識身體、保護隱私部位、青春期、消除歧視、預防性侵等各方面內容，每個年級都有針對性的主題。
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讓劉文利和老師們感到驚喜。
性教育課采用了參與式的教學方式，孩子們積極參與各項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講故事、小辯論等，孩子們特別投入。“看到孩子們自信的表達，對性知識的渴望，感受到他們對性教育課的摯愛，我流淚了。”劉文利說。
“在學習性知識時，孩子們特別真誠、自然、坦蕩，他們的腦子里沒有大人想象中那種色情的東西。”劉文利說，“有的老師告訴我們，一些學生在英語、數學課上蔫頭耷腦，一到了性教育課就特別活躍，他們真喜歡這個課。”
消除家長的顧慮，同樣是性教育課順利推行的關鍵。劉文利曾在研究中發現，有85%的父母從來沒跟孩子談過性話題。為此，她和團隊安排了大量的家長培訓。經過培訓，沒有一個家長反對孩子在學校接受性教育。
“關鍵問題在于，你覺得性可不可以跟孩子談?”劉文利說，“這是一個觀念轉變的問題。”
如今，很多學生已經完成了6年的性教育課程學習，無論是老師、家長還是學生，都有了積極的變化。
“孩子愿意主動跟老師交流溝通，甚至說一些比較私密的話題，比如爸爸媽媽離婚了、自己喜歡上誰了。老師也開始俯下身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
“有的孩子學習了新生命誕生的知識，回家抱著父母說我愛你們，主動倒水、拿拖鞋，家長和孩子的心貼得更近了。”
經過性教育效果監測調查，劉文利發現，接受了六年小學性教育課的學生，能夠在社會決策中更加公平地對待和自己親疏關系不同的個體，與未接受性教育的孩子有顯著差異。
“性教育的確會在很多方面幫助孩子成長，這其中也有很多是德育想要達到的效果。”劉文利說。
“李阿姨”引發的討論
去年3月，一場互聯網上的輿論風波讓劉文利感受到了壓力。
事情的起因，是杭州蕭山一所小學二年級學生的媽媽，“控訴”孩子的性教育讀本尺度過大，把讀本中的兩幅插圖和她的意見發到個人微博上，經過一些營銷號炒作，引發網友熱議。在二年級下冊的一幅插圖中，“李阿姨”說：“小軍，你又長高了。你脫下褲子讓李阿姨看一下，你的陰莖是不是也長大了。”此外，讀本中還圖文并茂地描述了生命誕生的過程，如爸爸的陰莖放入媽媽的陰道、爸爸的精子進入媽媽的子宮等。
這套名為《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的圖書，正是由劉文利團隊編寫出版，并在多所學校使用或漂流閱讀的。這是全世界范圍內，第一個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研發的基于學校課程的、包含72課時內容的性教育材料。
“我早就預想到這套讀本會引起全民討論，但是原本希望這樣的討論晚點來。”劉文利說，“性教育這項工作，本身就有敏感性和爭議性，安全、安靜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劉文利認為，如果能夠在大范圍內引起討論、澄清事實，讓人們了解什么是性教育、對孩子有什么好處，這樣的討論甚至爭議其實是件好事。
面對質疑，團隊迅速做出了回應——“當一個身體器官的科學名稱都不能從大家嘴里說出來，這個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能得到正確的描述嗎?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么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輿論的風向迅速扭轉。得知前因后果的網友，幾乎一邊倒地力挺性教育課題組。劉文利分析了微博評論發現，有92%的網友支持兒童性教育，還有不少人詢問從哪里能買到這套讀本。
其實，就在輿論發酵之時，這套讀本的最后一冊正在出版之中。當第12冊讀本終于“呱呱墜地”時，劉文利大哭了一場。“我想，我終于完成了一項艱難的歷史任務。”
經歷爭議的劉文利，對于性教育的意義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人覺得性教育尺度過大，是覺得它超過了大多數人現在的接納程度。但我認為，教育應該有更前瞻的想法，培養孩子面對更加多元的世界。”
讓孩子了解生命真相
在行知學校性教育課程畢業生紀念冊上，有個男孩寫下了這樣的話：“以前聽媽媽說，我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在西游記里，孫悟空就是石頭里出來的，所以我就信了。要是沒有這門課，我還可能蒙在鼓里。”
為什么要進行性教育?“人對性的興趣和探究是與生俱來的。”劉文利說，“為什么我們不告訴孩子真相呢?對孩子說‘你是媽媽懷孕10個月生下來的’與‘你是從垃圾堆里撿回來的’，孩子對生命的認知是不一樣的，跟父母的情感連接也是不一樣的。”
在劉文利看來，在孩子能夠理解的情況下，性教育的開展越早越好。
“為什么有的女孩子意外懷孕七八個月，自己還不知道?發生這些傷害孩子的事情，責任不在孩子，而在于我們沒有及時告訴他們這些知識。不能等到孩子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之后，我們才來重視性教育。”
劉文利說，在兒童發展早期，孩子還沒有進入性發育和產生性反應，因此性教育就是客觀的知識學習，能夠幫助孩子了解生命的真相，建構對性的完整認知，而這恰恰是開展兒童性教育的重要而不能錯過的時期。研究發現，提早接受性教育，反而會延遲首次性行為的年齡。
自1988年國家教委發布《關于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以來，中國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及“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等法律、規劃中均提出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在推動兒童性教育的同時，多年來，劉文利也在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國際性教育綱要的技術咨詢工作。在此過程中，她也在傳播性教育普及的中國經驗。
“每次在國際交流時，我都會說，中國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支持在學校里開展性教育。這是一件特別值得驕傲的事，讓我們做性教育的人有了‘靠山’。”
劉文利說，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如今提到“性教育”，已經沒有人覺得這是個奇怪的詞了。但是性教育的推動依然面臨著不少問題。比如師資力量仍然匱乏、專業人員隊伍水平參差不齊，性教育課程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還有很大挑戰。她希望，未來性教育能夠納入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基礎教育課程體系。
“性教育對于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程有推動作用，需要有一批人去做這件事，形成合力，推動中國文明向前發展，讓我們的人性變得更美。”劉文利說，“這也是我的歷史責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