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試一結束，北京12歲的男孩唐軒擁有了自己的第三部手機。

唐軒的前兩部手機有著類似的命運：都是因為自己總是用手機玩游戲被爸爸一氣之下摔壞了，一次摔在地板上，一次直接甩出了窗外。這次再度擁有手機，是因為唐軒期末考試成績不錯，再加上他已經向爸爸承諾：寒假里每天玩游戲時間絕不超過半個小時。

孩子“觸網”已經從“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變為“普遍存在的社會現實”。

根據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我國青少年網民(19歲以下)近1.7億，約占全國網民的22.5%。

而不久前由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兒童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發布的《2016-2017中國兒童網絡素養狀況系列研究報告》則做了更為細化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兒童觸網低齡化趨勢明顯。平均有超過29.1%的學齡前兒童(3~6歲)每天使用網絡的時間在30分鐘以上，此后，隨著年齡的增長，網絡使用時間逐漸增加，到了14歲，已有60.8%的兒童網絡使用時間超過30分鐘。

00后、10后們被稱為“數字原住民”已經成為事實，“熊孩子”投身網絡就像魚兒遇到水那般游刃有余，而只能稱得上“網絡移民”的父母遇到網絡時則顯得有些水土不服，當“數字原住民”和“網絡移民”在家中遭遇，他們之間的不協調便演變成了“手機爭奪戰”“網絡保衛戰”，甚至還出現過“小學生玩網游和家長一言不合跳樓”的慘劇。

隨著寒假的到來，這樣的戰爭勢必更加白熱化。

面對越來越智能的手機和無孔不入的網絡，孩子能否不被網游綁架?“網絡移民”和“數字原住民”之間的“數字代溝”能否填平?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了多名孩子、家長及專家，試圖找到答案。

“爸爸用過的每一部手機都有《王者榮耀》”

“我們班44個人，大概有40個人都玩游戲。”來自廣東的初一男孩光亮說，他是班上極少數不玩游戲的，“經常感覺被孤立”。

確實，由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兒童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完成的《2016~2017中國兒童網絡素養狀況系列研究報告》顯示，00后兒童是網游一代。娛樂是兒童使用網絡的主要目的，3~9歲兒童周末使用電腦、手機、平板電腦等娛樂行為(玩游戲、看視頻、聽音樂、看漫畫等)超過30分鐘的比率達48.5%，10~14歲則已達57.1%。3~14歲兒童中平均有33.3%的兒童還會自主研究網絡游戲攻略，在13歲就已超過半數，達到51.3%。

“現在的孩子是先學會打游戲，后會系鞋帶的。”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兒童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波說，現在的孩子完全可以稱為“游一代”。

手機游戲不可避免地成為孩子和家長間沖突的導火索。調查顯示有53.1%的高年齡段兒童曾因為上網問題與父母爭論過，到了14歲爭論最多，達到65%。

不過，就在人們痛罵手機游戲如何誘騙孩子的時候，一個孩子卻這樣說：“我爸爸在我們家的每個手機上都下載了《王者榮耀》，他下班回家經常打游戲很長時間，我有時候看著他玩，他玩得入迷了根本沒發現。”

無論給00后、10后貼上怎樣的標簽，都改變不了他們是個孩子這個事實，他們的很多行為來自上行下效。

“我最恨的就是兒子迷戀手機游戲的狀態就像著了魔。”唐軒的爸爸唐先生說，期末考試前唐軒腿受了傷在家休息，唐先生幫他制定了詳細的在家復習計劃，但是，“只要我沒看著他，他就會把手機拿出來玩游戲，怎么說都不管用。”后來唐先生一氣之下把唐軒的手機扔出了窗外。

唐先生可以這樣簡單粗暴地對待唐軒，卻無法用同樣的方法對付唐軒的媽媽。

唐軒的媽媽工作很辛苦，經常加班，所以，回到家后總是喜歡用玩游戲來放松。“有時候吃飯她都拿著iPad在玩。”唐先生說，唐軒玩游戲入迷就是從跟著媽媽一起“保衛蘿卜”開始的。

很多專家都明確指出，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身教”勝過“言傳”，其實，唐軒的媽媽也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孩子，但是，當疲憊襲來時放縱自己的渴望總會戰勝做孩子榜樣的要求。

顯然，面對網絡成人和孩子經受著同樣的考驗。“作為家長來說，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有些家長的態度是自己可以玩手機但不讓孩子玩，這絕不是一個好辦法。”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說，這樣做只能動搖孩子對家長的信任，同時也可能逼得孩子的上網行為更加隱蔽。

“只要拿手機就以為我是玩游戲”

“其實，只要不玩游戲孩子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唐先生說。

很多家長都跟唐先生一樣，以為跟兒子的戰斗就是跟游戲的戰斗，只要隔離了游戲就是戰勝了手機、戰勝了網絡。

但是對于00后、10后這些“數字原住民”來說，網絡和手機絕不等同于游戲。

“我在《我的世界》里重建了一個故宮，”來自成都的初二年級男孩邱晨說，他跟一群“同伴”共同完成了這個宏大的工程，邱晨的工作是負責外圍城墻的建造，在這個過程中了解了什么是斗拱、什么是榫卯。

“我在手機上查各種資料、用手機聽歌、用手機記錄自己的感受，即使是玩游戲我們經常和世界各地的人聯網打，不知不覺就練了英語。”北京的初一女生王瑤說。

“他們一出生就面對著一個無所不在網絡世界，數字化生存是他們從小就開始的生存方式。”張海波說，他們在網絡上娛樂、在網絡上交往、在網絡上學習，還在網絡上表達自己。

對孩子們來說，“虛擬的世界其實也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但是，家長們對此有著深深的誤解。

“我一拿手機他們就認為我在玩游戲，這讓我非常憤懣，有時候就要吵上幾句。”邱晨說，為了不讓他玩游戲，父母把他的課外時間幾乎都占上了，周一到周五中有4天的晚上都要上課外班，“即使這樣他們仍然不滿意，好不容易上完了所有的課、寫完了所有的作業，我剛拿出手機放松一下，我爸就說‘你怎么一有時間就玩游戲呀，去做幾篇閱讀理解去’。”

家長的這種誤解不僅造成了和孩子之間的矛盾，同時也讓孩子們遠離父母。

“我媽給我規定了上網時間，每天做完作業可以上網5~10分鐘，其實這點時間什么也干不了，連看新聞都看不完。我干脆不當著她的面上網。”王瑤說，每次10分鐘到了媽媽讓停止她就停止，但是等家里人都睡下之后，她還會偷偷爬起來上網。

有些孩子走得更遠。

不玩游戲的初一男孩光亮說，班里面玩游戲的同學下課總是聚在一起，玩得好的同學就被其他同學稱為“大師”，“大師”們經常被同學請教，于是他們就把自己玩游戲的成功經驗寫下來，做成攻略，然后抄在一張張紙上，賣給同學。

當孩子有意遠離家長時，家長對孩子的影響就微乎其微了。光亮說班上有同學為了買游戲裝備經常向同學借錢。

互聯網雙刃劍的劍柄要掌握在家長手中

就在這種“貓捉老鼠式”的互動中，孩子們把家長甩在了后面。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兒童數字化成長有三個顯著的關鍵年齡，5歲、10歲和14歲。”張海波說，他們從一個互聯網的“小玩家”變成了“小用戶”，最終成長為一個能很好利用網絡的“小創客”。

而在14歲這個年齡段上，孩子們在互聯網世界超越了父母，成為比父母懂得多的人。

一位多年關注兒童媒介素養的專家舉了一個例子：成年人因為以往學習習慣的固化使他們在網絡的使用上遭遇了瓶頸，比如同樣是學習制作PPT，成年人的學習方式可能是找一本教材，而小孩子很可能在第一次做PPT的時候把頁面上的每一個“菜單”都拉下來試著使用一下，“這樣做完了第一次PPT之后，他們就幾乎完全掌握了要領，而成人則很可能要經過很多次才能學會。”

成年人也感到了這種差距，“我們的調查顯示，63%的14歲兒童的爸媽承認孩子懂得比自己更多。”張海波說。

互聯網的“后喻時代”就在眼前。成年人的內心感到了恐慌。

“對于網絡我確實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王瑤的媽媽狄女士說，但是，要跟上孩子們也真的不容易，“有時候孩子說出的話我都不懂，更別說搞懂網上那些內容”。

不少家長選擇逃避，孩子和家長之間的數字鴻溝日益明顯。

其實，每一代親子間都存在代溝，填平這個鴻溝的關鍵人物是父母。

“與其把網絡這把雙刃劍交給孩子，不如把劍柄抓在家長自己手里。”一位一直從事青少年教育的專家說，因為家長越是遠離網絡，我們的孩子就越有可能被網絡上那些負面的東西綁架。

“家長要和孩子一起學習。”張海波說，把“反喻時代”變為“共喻時代”，家長要跟上科技發展的最新腳步，及時理解潮流文化。

當然，這也不是一個家庭能解決的。“一方面國家應該凈化網絡空間，有良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也要為兒童的成長提供技術上的幫助。”孫宏艷說，另外，學校也要進行相關的媒介素養教育，要把學校的信息技術課改為媒介素養課，現在的孩子在操作層面的技術比成人要走得更靠前，但是面對信息時的自我保護和鑒別能力還亟待加強，學校應該承擔起這個教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