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現藏于國家圖書館。

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現藏于國家圖書館。

《資治通鑒》是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及其助手歷時19年編寫而成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書“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據《詩經》“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資于治道之意，特命名為《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來至后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個王朝共1362年的歷史。作為一部通史，《資治通鑒》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后影響最為深遠的史學巨著，被譽為資政第一書。

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鑒》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他寫史的視角聚焦于“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一部《資治通鑒》，處處以“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為歸依指向，因而對后人參政為官甚至為人處世都極其重要。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對《資治通鑒》深研細讀，其從政治角度的評價最為詳細而又中肯，他說：“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四庫全書》甚至給了《資治通鑒》“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八個字的高度評價。

《資治通鑒》是承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必讀書。然而由于編寫體例的緣故，《資治通鑒》自古以來“號為難讀”。在其問世的頭十七年里，只有一個叫王勝之的人通讀了一遍。盡管難讀，歷代政治家和學者對其都精研細讀。一代名臣曾國藩一生深受《資治通鑒》的影響，他曾以過來人的口吻對后學談讀通鑒的體會：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而參稽三通、兩衍義請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八字可謂深得《資治通鑒》個中三昧。曾國藩認為“六經之外有七書，能通其一者七，即為成學”，通鑒即為此七中之一。

閱讀并研究《資治通鑒》不僅是我個人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二十多年來，在黨校工作的三尺講壇上，我講授了無數次有關《資治通鑒》的專題課。怎么講授才能讓更多的人容易理解《資治通鑒》中蘊含的政治文化理念?從什么角度講授可以讓更多的受眾從《資治通鑒》中有所受益?這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古人對這個問題也有同感，并且還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南宋的袁樞通過改變記述歷史的方式，把編年體的《資治通鑒》改編為以紀事為中心，把書中記載的十六個王朝1362年的歷史歸納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書”，由此開創了紀事本末體這種史書體裁。受《資治通鑒》的影響與啟發，南宋的儒家亞圣朱熹對《資治通鑒》等書進一步簡化內容，編為綱目，開創了綱目體史書的寫作方式。所謂“綱”就是記述一條史實，有如我們常說的提綱一樣;所謂“目”，就是在每一條綱后，用非常簡練概括的話闡述綱中的歷史事件。《通鑒綱目》既是初級的歷史教科書，也是傳統社會的思想政治教科書。清代學者吳乘權等人還編寫出綱目體的集大成之作《綱鑒易知錄》，這部書上起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時代，下迄明王朝滅亡，洋洋灑灑180多萬字。這部書年經事緯，紀事簡明，有一編在手，諸史盡收于胸之效。《綱鑒易知錄》是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歷史啟蒙讀物，深得毛澤東一生的推重。

唐代詩人張若虛有詩云：“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時移世易，不變的是人心人性。知人論世、否臧人物、嘉善矜惡，這是史學的重要職能。基于這樣的思路，我決定以人為主線評說《資治通鑒》，竊以為，這種方式是今人閱讀《資治通鑒》的相對捷徑。

至于怎么評說，個人以為要特別注意三個維度：歷史意識，學者眼光，現代視角。

什么叫歷史意識?習近平總書記說：“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對歷史，我們要心懷敬畏、心懷良知。歷史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塑造。”學習歷史是為了培養歷史文化素養，而歷史文化素養中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歷史意識和文化自覺，即想問題、作決策要有歷史眼光，能夠從以往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自覺按照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辦事。

為什么要強調學者眼光?《資治通鑒》畢竟是九百多年前問世的史學專著，隨著后世學者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不斷發現，司馬光時代的很多定論已經不成立了，這就需要重新解讀。例如關于蘇秦的歷史。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基本沿襲司馬遷的觀點，但是隨著長沙馬王堆漢墓戰國縱橫家書帛書的出土，現代學者的主流觀點已經完全顛覆了這段歷史，但普通大眾可能并不了解，這就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審視評說。

至于現代視角，竊以為關鍵要強調兩點：一要實事求是，就是要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相，做到“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論衡·藝增》);二要知人論世，就是要對他的功過得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進而要有鮮明的超越歷史局限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善惡褒貶，用司馬光的話來說就是“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評說歷史不是為了評說而評說，而是要鑒古察今，鑒往知來，進而對我們的民族價值觀和民族信仰乃至對人類基本價值準則、歷史公正與社會公正加以維護。這才是我們讀史的初衷。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說的：‘尚賢者，政之本也。’‘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所以，為政者的人格修養依然是為政的主導方面，并且是克服諸多政治弊端必不可少的解決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說，鑒借前人的成敗得失依然有其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