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像。資料圖片

《蘭亭集序》。資料圖片

行書，取楷書與草書中和之道，卻獨具風采，行云流水間揮就，無拘無束，酣暢淋漓。而細品行書氣質，文而不華，質而不野，不激不厲，溫文爾雅——是為君子之道。

平點、豎點、俯點、昂點，照應有致;短橫、長橫、上挑橫、下彎橫，自然取勢……小變楷體、吸納草法之后，行書點畫騰挪，引帶翻轉，縱橫自如，千姿百態。

行書，原取楷書與草書中和之道，卻獨具風采，行云流水間揮就，無拘無束，酣暢淋漓。而細品行書氣質，文而不華，質而不野，不激不厲，溫文爾雅——是為君子之道。

相間流行者不真不草

漢朝國力鼎盛，書法承秦制而開新氣象。隸書之后，人們創造了書寫更簡省、更合時宜的楷書和草書。然而楷書點畫規矩，可得法度但書寫繁瑣;草書結構簡省，不拘章法卻難辨其形。于是在實際書寫中，孕育出一種新的書體——行書。

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記載：“蓋自隸法掃地，而真幾于拘，草幾于放，介于兩間者，行書有焉，不真不草是也。”

行書一出，取楷書、草書之長，筆畫簡略卻風流婉約，字體“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皆筆畫飄逸、流暢易識。

據載，后漢潁川(今河南省許昌市禹州市)書法家劉德升整理、創造了行書。張懷瓘《書斷》說：“行書者，乃后漢潁川劉德升所造。”《許昌縣志》卷十八有載：“劉德升，字君嗣，后漢潁川人。始作行書。”劉德升因而被稱為“行書鼻祖”。大書法家鐘繇、胡昭師從劉德升，精研其書而達較高境界，素有“胡肥鐘瘦”美名。

時至魏晉，行書廣為流傳。當時社會動蕩，連年戰亂，民不聊生，文人名士疲于政治斗爭，多懷“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心。他們隱逸遁世，縱情山水，瀟灑的行書恰合心境，因而書者甚多，名家輩出。個中翹楚，當屬“書圣”王羲之。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與一眾名士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集會，臨流賦詩，抄錄成集，眾人請王羲之寫序文。王羲之微醺之際，意興盎然，著蠶繭紙，執鼠須筆，寫就“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

《蘭亭集序》全篇28行、324字，其真跡已失傳，存世蘭亭集序以唐朝馮承素摹本為最著，因卷首有唐中宗李顯神龍年號小印，故稱“神龍本”;另有虞世南臨本、褚遂良臨本。

《蘭亭集序》通篇筆勢縱橫，虛實相間，飄逸豁達，自然天成，每一處都透露出士族子弟的風流人格。王羲之提煉前人“自然、飄散、野逸”的樸實書風，引向精美妍麗、注重技巧的新境界。因是酒后寫就，其間多有涂抹錯字痕跡，反倒更添瀟灑之美，當得上“遒媚勁健，絕代更無”的美譽。

承二王遺風尚法求變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匯成一局……皆薈萃六朝之美，成其風會者也。”

南北朝時期朝代更迭、政局混亂，但書法承東晉之氣象，開辟“南秀北雄”的書風，為隋唐行書發展打下了基礎。

唐以“身、言、書、判”為標準銓選官員，并設“書學”專門培養書法人才。這一時期，楷書成為官方字體。人們多追求“楷法遒美”。行書由“尚韻”轉變為“尚法”，一改東晉以來自由舒放的書風，表現出雄渾勁健的風格來。

這一時期推動行書發展的，首推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法，曾征集王羲之的手跡，達“三千六百紙”之多。

唐何延之《蘭亭記》記載，唐太宗尋《蘭亭集序》真跡而不得，聽說真跡在王羲之第七代孫智永和尚的弟子辯才手中，便多次派人去索取，辯才推托不知真跡下落。于是，太宗改為智取，派監察御史蕭翼前去，佯裝成書生接近辯才，才得到真跡。拿到真跡，太宗愛不釋手，命書法家趙模、馮承素等人臨摹數本，分賜給親貴近臣。他本人更是將真跡“置于座側，朝夕觀覽”，視為神品。太宗駕崩后，真跡隨葬昭陵。

太宗以帝王之身推崇行書，一時間“崇王”之風盛行，代表書法家有虞世南、褚遂良等。而以李邕、顏真卿為代表的書法家另辟蹊徑，承“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風而獨創豐腴雄健的陽剛風格。

唐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安祿山叛軍圍攻常山，顏真卿兄長、常山太守顏杲卿與其子顏季明慘死于戰亂。顏真卿懷著滿腔悲憤寫就《祭侄文稿》，通篇氣勢磅礴，不受工拙筆法拘束，用筆隨情感變化而波瀾起伏，悲憤激昂之情流露于筆端。

《祭侄文稿》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元代陳繹評價其“沉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禊序稿》(按：《蘭亭集序》別稱)哀樂雖異，其致一也”，認為《祭侄文稿》是可以媲美《蘭亭集序》的絕品。

書中看興衰風流古今

五代局勢混亂，社會風氣變化，導致書法藝術發展緩慢。宋初，書學者面臨“無師可從、無法可依”的窘境。趙構《翰墨志》記載：“本朝承五季之后，無復字畫可稱。”

面對這一尷尬局面，歐陽修感嘆“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提出“學書為樂”的書學思想。行書開始以一種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現。

隨著北宋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涌現了一批優秀書家，其中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書法別具一格。四大書法家均以行草或行楷見長，其中最能體現宋代“尚意”書風的，當屬“天下第三行書”——蘇軾的《黃州寒食帖》。

《黃州寒食帖》為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寒食節所作，筆酣墨飽，氣勢奔放，跌宕起伏，字里行間流露惆悵孤獨之情，被歷代書家奉為神品。黃庭堅評論此帖：“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

經歷過短暫的繁榮，行書在南宋以后走向凋零，書家多效仿“四大家”而無出其右。時至明清，統治者禁錮思想，追捧字體方正、大小一律的楷書“臺閣體”“館閣體”，行書反而流于俗媚。

是時，以張瑞圖、徐渭、鄭板橋為代表的書家不拘小節、縱筆揮灑，創造了各具特色的行書作品，被稱為“尚態”或“尚勢”書風。

清末尊碑抑帖，書法技法和字體審美發生改變，行書中多融入北碑元素，形成了一種古樸、寬博、凝練的行書書體，后人稱之為碑行書，對后世影響深遠。

唐代張懷瓘《書議》評價行書“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行書剛柔相濟，變化靈活，傳于現代，不僅作為一種字體存在，更滿帶藝術氣質，出現在藝術家的作品中。它表情、達意、傳神，展示了獨具中國氣派的藝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