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滉(1501—1570)，韓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出生于朝鮮朝慶尚道安東府禮安縣溫溪里，即今天韓國的慶尚北道安東市溫溪里。其父李埴，為當時進士，膝下八位子女，而李滉最小。李滉初名瑞鴻，字景浩、季浩，號退溪、陶翁、退陶、陶叟、清涼山人等，謚號文純，人們常稱他為退溪先生，其學也被稱為退溪學，并由此形成了退溪學派。因李滉終生服膺我國宋代的理學大家朱熹的思想，并對之有所發(fā)展，成為朱子學在朝鮮朝的重要傳承人和推廣者，所以他又有了“韓國朱子”之稱。

李滉自26歲科舉中式之后便開始任官，一生在官場七進七出。他的出仕一方面往往是迫于王命的征召，另一方面有時也是希望能夠借此“從事上磨煉”，在官場中成就他的“可以使自己品行端正的學問”。換言之，許多時候李滉是把官場視為自己修身的道場。

在修身的方法上，他推崇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但特別強調(diào)了“人欲”與“人情”的區(qū)別。他認為，儒家的“四端七情”(“四端”即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七情”為《禮記》所言之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中的“情”并不都是惡的，其中也有善的因素，而“人欲”則全為惡，因此人們必須革盡人欲，以恢復天理對人心的絕對主宰。在與修身緊密相關(guān)的知行關(guān)系問題上，李滉也認為朱熹的“知先行后”而又以行為重的知行觀是最合理的，反對王陽明的“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傳習錄》)的“知行合一”論。所以，他特別重視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說，終生探研儒學義理，講學著述不斷，并創(chuàng)辦陶山書堂(后為其弟子們擴建成陶山書院)，身體力行，以廣教化。與此同時，他還親自撰寫了“修身十訓”，傳之子孫和弟子，其全文如下：

立志當以圣賢自期，不可存毫發(fā)退托之念;

敬身當以九容自持，不可有斯須放倒之容。

治心當務清明和靜，不可墜昏沉散亂之境;

讀書當務研窮義理，不可為言語文字之學。

發(fā)言必詳審精簡，當理而有益于人;

制行必方嚴正直，守道而無污于俗。

居家克孝克悌，正倫理而篤恩愛;

接人克忠克信，泛愛眾而親賢士。

處事深明義理之辨，懲忿窒欲;

應舉勿牽得失之念，居易俟命。

“修身十訓”分為五組，兩句一組，從十個方面討論了人一生道德修養(yǎng)的基本要素。

第一組首先就提到立志，因為立志是根本?！渡袝?middot;周書》記載，周成王告誡臣屬道：“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yè)廣惟勤。”認為一個人事功價值的高低就取決于立志。因此當王子墊問孟子士人當以何為重時，孟子就簡潔明了地指出：“尚志。”(《孟子·盡心上》)即以立志為重。朱熹也曾明確指出：“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性理精義》卷七)故而“學者須是立志”(《朱子語類》卷八)。而儒家的最高志向通常是做圣賢。同時，有了做圣賢之志，還需有與之相匹配的身姿儀容，退溪第二句論“敬身”所說的“九容”便是專就此而言。其語出自《禮記·玉藻》：“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九容”較為全面地規(guī)定了日常生活中讀書人應有的儀容表現(xiàn)。

第二組論治心與讀書。論治心一句，從字面上看，主要是對人的心理與精神狀態(tài)的要求，強調(diào)人應神思清明，心境和寧安詳。讀書方面，退溪主張不要專以字詞訓詁為事，而應將主要精力放在書籍的道德義理的探求上，強調(diào)讀書要分清主次。但考其本意，亦并非是說讀書應全然不顧對文字詞匯的準確把握。

第三組較有意思，特意提到了言談規(guī)范。他主張人們在講話時應周全合理而不失精練簡潔，沒有廢話，句句都能令人實實在在地受益。而有言必有行，在行這一方面，他要求行事應方正嚴謹，守道勿失，不為流俗所左右。

第四組專論人際關(guān)系方面人們應遵循的倫理規(guī)范。首先是在家庭關(guān)系中，為人應孝悌，因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悌是實踐仁德的起點和基礎(chǔ)，“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同上)。為人孝悌者在家里自然能夠使得家庭和睦，倫秩井然，人相親愛。其次是在社會交往中應持守忠信之道，對人友善，充滿愛心?！墩撜Z》中言“泛愛眾而親仁”(同上)，李滉在強調(diào)“泛愛眾”的同時，于此處將“親仁”化為“親賢士”，主張應有意識地多親近賢能之士，以見賢思齊，從而成就自己的德才。

第五組首論處事，強調(diào)應明白所處之事中的義理，懂得克制自己的負面情緒和私欲。其中“懲忿窒欲”一句源自《周易·損卦》，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也指出：“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次論以平常心對待舉業(yè)功名，要求不必在意科考的成績得失。其“居易俟命”一語源自《中庸》：“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意指君子一方面努力做事，另一方面又安于平凡的處境，只是修養(yǎng)德性，端正己身，而不會存非分之念，求非分之祿。李滉借之告誡子弟與門人應合理地看待功名。

從李滉的“修身十訓”可見，他精研儒學義理，受朱子學的熏陶極深，對儒家尤其是朱子理學的修養(yǎng)理論有著精當?shù)陌盐詹⒛艹浞诌\用于實踐。盡管距今已有六百年左右，他的“修身十訓”在今天無論是對韓國人的道德修養(yǎng)還是對中國人的道德修養(yǎng)仍有著重要的借鑒和指導價值。同時也說明，儒學作為一種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的代表，其飽經(jīng)歷史長河磨礪和淘選出來的優(yōu)秀的精神文明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東亞乃至全世界的，理應得到人們的共同尊重和發(f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