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劉備偕關羽、張飛再往隆中，兩次造訪不遇后，這回終于見到慕名已久的臥龍先生，于是便有垂名千古的隆中對。劉備慨陳匡扶漢室之志，直問計將安出，諸葛亮從容答曰：
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
這段話抄自《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文辭稍有改竄(如“待天下有變”，原文作“應天下之變”)，意思幾無差別。諸葛亮未出茅廬，三分天下已廓然在胸，后人對諸葛亮量時審勢的戰略擘劃多有稱道。不過，學者對此亦有訾言。如王夫之認為，“向宛洛”和“出秦川”并非良策，乃謂：“是其所為謀者，皆資形勢以為制勝之略也。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讀通鑒論》卷九)按，句中“形勢”指山川地理，但依王夫之看法，憑恃山川之利只能立足偷安而不能作為長策，即使“跨有荊益”亦不足以“應天下之變”。
不過，“跨有荊益”這說法可略作討論。如果劉備真能拿下荊、益二州全境，就不是僅僅憑恃“形勢”而已。這兩個州加一起地盤很大，大約相當今之湖南、湖北、四川、貴州、云南五省，外加河南、陜西、江西、廣東、廣西五省區各一部分。如果真是掌握了這兩個大州，曹操日子就不好過了，更不用說孫權。然而，赤壁大戰之后，荊州東邊歸了孫吳，江北仍在曹操手里，劉備只占了南邊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四郡。這四郡亦看似不小，多半卻是“五溪蠻”的地界。
戰后瓜分荊州，已經不是原來隆中對設想的局面。落到劉備手里的地盤不但大為縮水，而且由于赤壁拒曹軍事上以東吳為主力，孫權理所當然認為荊州應屬東吳，劉備所得四郡合法性也成問題。這就給后來蜀吳之間兩次大戰埋下了禍根。
隆中對在曹操南下之前，其時攛掇劉備攫取荊、益二州，不外乎以鳩占鵲巢的方式取代劉表、劉璋。可是，一邊喊著光復漢室，就向兩位宗室下手，怎么說也是悖謬。當然，這不是重點。問題是，撇開那套政治倫理不說，諸葛亮實未料及曹操先向荊州伸手，更未想到戰后局面。荊州號稱“地方數千里，帶甲十余萬”，本想拿來作為安身之地，可曹操未到襄陽劉表已歿，牧二代劉琮舉州降曹，旋即便是劉備的敦刻爾克時刻。所謂“應天下之變”只能是逃命，真到要緊關頭，一切都不在諸葛亮算度之中。
而且，整個大撤退過程中，亦未見臥龍先生有何力挽狂瀾的妙策。小說家顯然意識到，關鍵時刻諸葛亮的“缺位”不符其神機妙算形象，便以火燒新野、水淹博陵渡等虛構情節敷衍故事。在史家筆下，這期間諸葛亮只是跟從劉備一路逃竄，根本毫無作為。《蜀書》先主傳曰：“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諸葛亮傳曰：“(先主)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并從，為曹公所追破。”
不過，先主傳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劉備撤退過襄陽，倉皇之際，諸葛亮竟惦著趁亂拿下荊州——“諸葛亮說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這不是劉備忍不忍心的問題(不忍心也是面子上的事情)——逃命都來不及，還想火中取栗?史家對諸葛亮此策多有駁議(盧弼《三國志集解》先主傳注引各說)。其實，這是替隆中對作注腳。荊州若落入曹操之手，“跨有荊益”之大計則無從談起。蓋因諸葛亮當日未能算準后邊的棋路，此際不取荊州，怕是以后再也沒機會了。
《蜀書》先主傳未記劉備與諸葛亮相遇何時，史家認為當在建安十二年(207)，乃據諸葛亮出師表推算。蜀漢建興五年(227)，諸葛亮上疏曰：“(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如此上推，正是建安十二年。其實，彼時天下大勢已基本明朗——北方各路豪強不是折在袁紹手里，就是被曹操所滅，之后曹操再滅了袁紹父子。至此，諸鎮只剩荊、益二州和東吳，漢中張魯和西北韓遂馬超自是無礙大局。
諸葛亮規畫三分天下，其二分已成定局，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權“不可圖也”，這都是明擺的。不確定因素只在劉備這頭。諸葛亮押劉備日后崛起，算是押對了。
可是，別人亦早已窺識劉備王者之相，并非諸葛亮獨具慧眼。建安初，劉備失徐州后投靠曹操(按，據先主傳裴注引《英雄記》，事在建安三年)。據武帝紀，當時程昱就擔心劉備日后成勢，亟勸曹操殺之，乃謂：“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另，郭嘉亦以“備終不為人下”勸說曹操(郭嘉傳裴注引《傅子》)。
其實，曹操心知肚明，他自己當面就跟劉備說過，“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按，袁紹字)之徒，不足數也。”(先主傳)這就是小說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論英雄”之本事。曹操之所以不殺劉備，是缺著合適的口實，還是想留著他替自己去掃除其他障礙?似乎一時尚在猶疑之中。所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那只是說說而已。及至劉備奔徐州殺車胄，曹操大悔，卻已鞭長莫及(武帝紀、程昱傳)。
建安五年春，董承等人密謀誅曹之事敗露，曹操親自率軍東征劉備。其時正面戰場恰與袁紹相拒，曹營將領都大惑不解：“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后，若何?”曹操卻怎么說來著——“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盡管劉備尚于夾縫中掙扎，而在曹操心中實為頭號敵手。
三分天下，劉備應占有一極，明眼人早在意料之中。諸葛亮十年之后作此判斷，不算特別高明。
建安初年，東吳孫氏已漸成氣候，但曹操帳下的謀士們卻未以為對手。曹操迎鑾駕后，一度為呂布、張繡所擾，而荀彧則認為，“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荀彧傳)曹操與劉備論天下英雄，亦未提及孫吳。當然，那時候曹操還顧不上江東這一塊。
看《魏書》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諸傳可知，曹營廟筭不作長時段戰略預測，關注點主要在各方橫向之互動，若是從當日盤面往前推演一兩步，已是妙算。如，建安三年征張繡，荀攸認為不如“緩軍以待之”，因為張繡與劉表“相恃為強”，急攻之下勢必抱團，緩則劉表不能長期供養張繡。那次曹操不聽荀攸而大挫，正是劉表為張繡解圍。又如，袁紹死后，曹軍攻伐袁譚、袁尚“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卻怕急攻之下形成相持局面，認為不如先取荊州，因料想譚、尚二子必然內斗。果然，曹軍南下途中，身后冀州那邊已經掐上了。這樣的謀算只是思路清晰的推演，沒有宏大敘事的預言和戰略構想。
曹操既挾天子，目標自是總攬天下，但曹營智庫考慮問題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東吳很長時間不在他們視線之內。然而，曹操心里實未必輕視東吳。《吳書》孫策傳有謂：“是時，袁紹方強，而(孫)策并江夏，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又，裴注引胡沖《吳歷》曰：“曹公聞(孫)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按，猘兒喻威猛后生)赤壁戰前，程昱認為孫權不能獨擋曹軍，因料定孫權必與劉備結盟，其論證的前提是“曹公無敵于天下”(程昱傳)。不過，曹操卻將孫劉連橫看得更為嚴重，《三國志》有這樣一個夸張的細節：“曹操聞(孫)權以土地業(劉)備，方作書，落筆于地。”(《吳書》魯肅傳)
曹操作為強勢一方，最怕其他各方相互援結，凝成一股對抗自己的力量。他對付各路豪強的基本策略是各個擊破，這在統一北方的戰爭中屢試不爽。
赤壁之戰，是曹操第一次遭遇兩股勢力有效的聯合抵抗，到頭來鎩羽而歸，使得孫權得以壯大，亦使劉備有了自己的地盤。這一過程充滿了種種變數，事情并非按照隆中對的棋路走下來，結局倒是略近諸葛亮三分天下的預想。下一步，劉備就要取西川了。關鍵是這個結局，猶似歷史的讖應，隆中對的戰略構想這就有了《推背圖》式的驚人效果。
隆中對作為一個預言，卻很有歷史學的歸納性特點，雖說不能作戰略推演。當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寫在諸葛亮傳中那番話是后人所傅會。但是有一點不能不說，被敘述的諸葛亮只能是事后諸葛亮，史家之敘事不是預見未來，而是講述過去的故事。
在《三國志》中，類似隆中對的戰略謀畫另有一例，就是魯肅投奔東吳后與孫權的合榻對談，見于《吳書》魯肅傳——
(孫)權即見(魯)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云擾，孤承父兄余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后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魯肅所說“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無疑是一個清醒的判斷。比起諸葛亮與劉備以復興漢室為目標，這樣的認識顯然更具現實感。魯肅這里沒有提到劉備一方，因為當時劉備還在徐州，故設想先從荊州劉表那兒下手，這跟諸葛亮的想法一樣。“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魯肅的戰略意圖是劃江而治，與曹氏二分天下。拿下荊州，繼而再入西川。取劉璋地盤，這也跟諸葛亮想到一處。“然后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孫權嘴上仍稱輔助漢室，卻被這番帝王之論說得心動。其中“以觀天下之釁”的說法，跟諸葛亮所謂“應天下之變”亦如出一轍。不過，魯肅這里用“鼎足”一語，有些令人生疑。清人何焯認為，彼時劉備尚無寸土，“鼎足”乃事后傅會之詞(盧弼集解注引)。此處《通鑒》作“保守”，卻也不似魯肅本意，東吳已據揚交二州，又欲將荊益收入囊中，豈能言之“保守”?
其實，不是魯肅跟諸葛亮想到一處，而是諸葛亮完全蹈入魯肅的思路，即便可稱“英雄所見略同”，亦須分辨孰先孰后。魯肅的談話是在何時?本傳未見時間記錄，但魯肅投孫權麾下是在建安五年(傳中前敘周瑜勸說魯肅“擇君”投奔東吳，謂“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據吳主傳“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正是建安五年)，二人對談應該就在當時。從時間上看，這比隆中對早了七年——劉備到荊州是建安六年，與諸葛亮相遇又在六年之后。魯肅早在七年之前如此擘畫天下，只是沒能預見將來劉備也要分一杯羹。但正是由于這種變化——從劃江而治變成了三分天下，事情的結局就跟隆中對合上榫了。于是諸葛亮成了預言大師，魯肅與孫權的合榻對談漸然被人淡忘。
魯肅在《三國演義》中是一個老實忠厚的窩囊角色，可是從《三國志》本傳看，卻是不折不扣的戰略大師。曹軍南下前，東吳一直按照魯肅的西進思路攻打荊州東大門江夏，滅了老冤家黃祖。可是，這時候跟七年前的形勢不一樣。劉表死后，如果沒有曹軍攻來，恐怕東吳也難以拿下荊州，因為諸葛亮必占先機。但魯肅的腦子就是轉得快，當初他沒有把劉備當回事兒，而形勢一變，也是他首先想到要與劉備結盟。盡管東吳與荊州連年死磕，這當兒魯肅卻以吊唁劉表名義請求赴荊州會晤劉備。本傳記述其事曰：
劉表死，(魯)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孫)權即遣肅行。
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逕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按，諸葛瑾字子瑜，諸葛亮兄)友也”，即與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當陽長阪是曹軍圍追阻擊劉備之處，魯肅此行可謂在刀尖上行走。跟小說敘述的情形不一樣，據孫權、魯肅諸傳，聯合拒曹的動議首先出自魯肅，而不是諸葛亮。《蜀書》亮傳似乎要將這份功勞歸于諸葛亮，有謂：“(諸葛)亮以連橫之略說(孫)權，權乃大喜。”但從上述引文看，諸葛亮出使東吳當在魯肅赴當陽之后。
宋人蘇轍有《三國論》一篇，論說劉備何以不如曹操、孫權二人，有謂：“蓋劉備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其主要論據是這樣三條：“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沖，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最后一條“不忍忿忿之心”，指關羽死后親征東吳之事，此姑不論。前面兩條其實說的是諸葛亮。“棄天下而入巴蜀”實為隆中對之謬，在蘇轍看來，立國于西陲自然失去爭天下的機會。誠然，這是因為荊州已失。如果按諸葛亮原先“跨有荊益”的構想，局面就完全不同，但說到底那也是一廂情愿。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蜀漢在益州茍安四十余年，拜隆中對所賜;其終究未能“出秦川”而馳驅中原，亦顯出諸葛亮謀略之短。陳壽將諸葛亮比作管仲、蕭何一類治國良吏，卻并不稱許其軍事才能，評曰：“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諸葛亮傳)乃謂其多年北伐而寸土未得，究其根本，當初隆中之決策，天時地利都大有差池。
司馬懿對諸葛亮有這樣一句評語：“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與司馬孚信，見《晉書》宣帝紀)他們二人纏斗多年，彼此都深知對方長短。
回看小說第三十八回草堂一幕，諸葛亮晝寢才醒，口吟詩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面對求賢若渴的劉備，直是一副先知口吻。他必須擺出絕對自信甚而自負的架勢，讓人頓生“先生不出，如蒼生何”之慨。小說此節描述極好，諸葛亮侃侃而談，劉備傻傻地聽著，以為天下大勢皆在畫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