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選擇在工作一段時間后出國留學的人變得越來越多。2023年5月，新東方教育發(fā)布了《2023中國留學白皮書》。數(shù)據(jù)顯示，近五年來25歲及以上碩博意向人群呈上升趨勢，至2023年占比已達12%，其中不少是職場人士。
三四十歲，就漫漫人生來看，年齡不算大，但在校園中，卻也不算小。社會上對于“大齡”留學人群的評價褒貶不一，很多人認為他們辭職留學是為了逃避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也有不少人欽佩他們跳出舒適圈、重啟人生的勇氣。在“留學紅利還在嗎”的質疑聲中，放棄職場打拼的黃金期，花費大量金錢和時間去留學，是否值得?“大齡”留學，究竟是為了逃避現(xiàn)實壓力，還是整裝之后的重新出發(fā)？
文_蘇素
(資料圖片)
文章原載于《留學》雜志總第222期
電視劇《三十而已》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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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中年職場危機”
職場中存在隱性的“黃金年齡”，指的是大學畢業(yè)后到35到40歲，一旦過了這個年齡周期，就容易遇到“中年職場危機”。國內某大型招聘平臺曾發(fā)起一項關于“你的職場中年危機來了嗎？”的調研，結果顯示，84.06%的職場人陷入“中年職場危機”。加之后疫情時代就業(yè)競爭難度加大，使得“中年職場危機”更為明顯。
43歲這一年，張亮準備出國留學。原本在一家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擔任市場總監(jiān)的他，突然被裁員。此后，他在求職平臺上投遞了幾十份簡歷，眼看著目標崗位從總監(jiān)、經(jīng)理一路降到助理，卻依然沒有收到offer。他開始考證，學著做自媒體，四處找出路，卻依然看不到曙光。
在經(jīng)歷半年的徒勞無功后，張亮決定出國留學，給自己一個二次成長的機會。2022年底，張亮開始申請美國的大學。由于工作經(jīng)歷豐富，他收到了美國6所名校的offer。最終，他選擇去芝加哥大學讀碩士，專業(yè)是一個全新的領域——非營利社會組織管理。
“過去這些年我主要做的是市場，但在找工作期間，我慢慢發(fā)現(xiàn)‘非營利’才是我最熱愛，同時也更適合長久發(fā)展的方向。”張亮希望通過出國留學，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讓自己變得更強大，以此擺脫“中年危機”。
與張亮的目標類似，在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工作了8年的付曉宇，也決定去美國攻讀商科。在程序員圈子里，一直流傳著一句話：“30歲以后，如果還在寫代碼，不做管理工作，那就是失敗的人生。”在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純技術崗的職業(yè)上升空間往往比較有限，到了30多歲，如果沒有升到管理層，很容易被淘汰，那時就會面臨“35歲職場危機”。
“我現(xiàn)在出國留學，拿到管理學學位，回來后就可以轉型擔任管理崗位了。而且提升學歷后，再升職和跳槽也會更有競爭力，我其實就是為了提前規(guī)避‘35歲職場危機’。”付曉宇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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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二次擇業(yè)的機會
在“大齡”留學人群中，不少申請者會出于自身的興趣愛好或者職業(yè)規(guī)劃而轉專業(yè)學習，以獲得二次擇業(yè)的機會。
曾在外企工作多年的趙伊楠，就是其中的一個。她選擇辭掉現(xiàn)有職位出國留學，目標很明確：“我原本的工作薪資、環(huán)境都不錯，但我喜歡創(chuàng)意，想轉行去做廣告。出國留學給了我第二次選擇職業(yè)的機會。”
趙伊楠認為，出國留學除了能拿到一個新學位外，還可以再次享受校園平臺提供的資源，這些資源是在社會上很難遇到的。“工作之后，我明白職場不僅需要硬實力，還需要軟技能。留學時能認識更多同學和行業(yè)內的前輩，積累人脈。日后，我們可以互相分享信息、尋求合作，這是人生的一大財富。”
王琛也有著相似的經(jīng)歷。她在32歲這年，去往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讀碩士，方向是傳媒。在此之前，她已經(jīng)在新加坡從事了5年的教育行業(yè)。從教育轉到傳媒，是個不小的行業(yè)跨度。在王琛看來，跨專業(yè)留學就是她轉行的“敲門磚”。
雖然能否通過留學順利轉行是個未知數(shù)，但王琛充滿信心。她認為，“大齡”留學生相比應屆生，其實具備一定的優(yōu)勢：“許多跨專業(yè)的人，因為閱歷和過往工作經(jīng)驗，對交叉課題的理解會更深入，對寫論文的思路也更容易掌握。同時，‘大齡’留學生大多數(shù)都有一定的行業(yè)和崗位積累，會有針對性地積累行業(yè)經(jīng)驗，在轉行時能少走很多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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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對今年30歲的周允而言，工作后再留學是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一個心愿：“我大學本科的專業(yè)是英語，德語是我的第二外語。一直以來，我都很想到歐洲看看。我總覺得既然學了歐洲的語言，看了那么多電影，不去看看那里的風景，很可惜。”
畢業(yè)后，周允直接進入職場。隨著年齡的增加，去歐洲留學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但身邊的人都在“勸退”她：“一把年紀了，跟同學年齡差一大截，太尷尬了”“還是找個好工作，早點結婚生孩子”……只是，周允內心一直有個聲音在說：“我想出國讀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既然人生是道選擇題，就不應該只有‘到了年紀就應該結婚生子’這一個選項。”
歷史是周允高考時最想讀的專業(yè)，但當時陰差陽錯地錯過了，這令她遺憾多年。經(jīng)歷一段“魔鬼式”的申請經(jīng)歷后，周允被意大利的一所綜合性大學錄取了，方向正是她心儀的歷史專業(yè)。
夏麥決定出國留學是在34歲那年。她本科、碩士均就讀于國內頂尖大學，畢業(yè)后在金融領域已工作了10年。在北京這座城市生活，有熟悉的環(huán)境、充滿慣性的生活，一份工作做得不開心，就繼續(xù)做下一份，一切好像不好不壞。突然有一天，她意識到有些事情如果再不做，也許這一生都沒機會了。
“我是一個有了夢想，如果不去實現(xiàn)，就很難放下的人。”大學時夏麥就有出國留學的想法，但是選擇工作后，這個夢想就被擱置了。此后的十幾年里，這個留學夢就像“打不死的小強”，偶爾離開過，但還是會回來。“我出國留學的動機是多元的。一直想去學校好好學一下金融和商科，也想在職業(yè)上做一些轉型。”有段時間夏麥身體不大好，在求醫(yī)問藥的過程中，她開始想通，人生的意義不僅僅是工作，趁著還沒老，要抓緊去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去探索更多的可能。37歲時，夏麥去了麻省理工學院讀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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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社會時鐘”而行，值得嗎？
美國心理學家伯尼斯·諾加頓曾提出“社會時鐘”的概念，指的是一種被社會主流文化所認可的生命節(jié)奏。對于多數(shù)人來說，遵守“社會時鐘”，人生出錯的概率會更低，也會更輕松一些。而像張亮、周允、夏麥這些“大齡”留學人群，主動逆“社會時鐘”而行，難免會面臨更大的壓力。
首先，是“年齡焦慮”。中青網(wǎng)曾做過一項調查，調查顯示30到34歲是最易出現(xiàn)“年齡焦慮”的階段。在采訪中，很多人都會提到“焦慮”這個詞：“同齡人事業(yè)已經(jīng)小有成就了，自己還在讀書，會有很大的落差和焦慮感。”
“我自己也時不時會有‘不生孩子反而選擇繼續(xù)讀書，這樣做到底值不值’的困惑。本科時的同學基本都有娃了。”但在意大利，這種“年齡焦慮”會好很多。在周允班上，同學的年齡介于20歲到50歲之間，有些學生比教授的年紀還要大。在學校圖書館，她也經(jīng)常能遇見很多頭發(fā)花白的爺爺奶奶背著書包，帶著筆記本電腦，早早地到圖書館占位子。每當看到這樣的場景，周允都會很受鼓舞。“我從不后悔自己出國留學的決定，只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夢想，年齡就不是問題。”周允堅定地說。
其次，是“投入產(chǎn)出比”的問題。曾幾何時，留學是“鍍金”的手段，但如今，事情發(fā)生了一些改變。在全球經(jīng)濟下行的大環(huán)境下，大多數(shù)人的選擇，是趁著年輕在職場上往高處走。在社交媒體廣泛熱議“海歸工資賺不回學費”時，花費幾年黃金時間，漂洋過海去當“窮學生”到底值不值？
張亮獲得了芝加哥大學提供的2萬美元獎學金，但去美國讀一年碩士，自己還要再拿出40多萬元。“如果真用‘投入產(chǎn)出比’來衡量，怎樣算都是賠錢。要是只想著回本，一開始我就不去了。”張亮笑談。
“我是做金融財務分析的，但我覺得留學就不應該用‘投入產(chǎn)出比’來衡量，”夏麥說道，“出國留學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拓寬視野、增長見識。我可以跟諾貝爾獎獲得者交流，可以跟來自全世界40多個國家的同學們交流，他們給我的思想和價值觀帶來極大的沖擊，讓我變得更自信、更堅強。這些都不是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大齡”留學現(xiàn)象是社會包容度提高的結果。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能夠擁有多種選擇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成功也有著不同的定義，逃避和重新出發(fā)的區(qū)別在于是否規(guī)劃好以后想要的人生。每種選擇都值得被尊重，只要找準了方向，何時“重新出發(fā)”都不算晚。
來源：《留學》雜志總第222期
編輯：蘇素
統(tǒng)籌：劉潔
終審：姜乃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