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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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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教育模式的成就有三大方面，首先就是全社會普遍地高度重視教育，其次是我們的應試能力世界領先，據我所知，在幾次PISA測試中，上海的學生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最后就是我們的高等教育大眾化，越來越的學生可以走進大學的校門，接受高等教育。

這是現代教育模式的成就，但背后的代價是巨大的，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危機。

首當其沖的，就是我們的學生的身心健康問題。

不可否認的是，大部分孩子的睡眠時間、戶外活動時間是不足的，盡管教育部已經對此提出了要求，但真正能達到的孩子應該還不是很多。家長們把孩子們送進了一流的學校學習，最后他們的精神卻崩潰了，這是得不償失的。

當然，我并不是反對應試，支持家長、老師一味地“放養”孩子，事實上我個人覺得，應試其實是需要的，但是不是可以換一種模式？比如，就語文教育而言，如果老師一個學期扎扎實實地給學生講好幾篇文章（比如5篇），從謀篇布局到遣詞造句，讓孩子充分地理解文章的深意就已經很好了。到了高三再啟動應試模式，讓孩子帶著飽滿的精神，對學習的熱愛，進入一個“應試游戲”的模式，這樣是不是效果會更好呢？

家長們總是喜歡說“贏在起跑線上”，但我會有這樣的疑問，如果在前期過分地透支了孩子的能量，最后會不會“輸在終點”？我發現，我們的教育有時候只問一個孩子的表現而不在乎他的為人。

現在的老師和家長喜歡去問孩子“你將來要從事什么工作”，但不太去問孩子“你將來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因為當今社會的年輕人信奉力量，都渴望要“贏”，這樣的情緒連帶著帶來的影響就是家長極度的焦慮，由此造成的悲劇我們已經屢見不鮮。

這樣的家長傳遞給孩子的是負擔，是“有條件”的愛。那些不計代價為孩子的教育出錢出力，為了買學區房甚至可以“散盡家財”的家長，其實就像是賭徒，他們無法接受自己的不成功，然后把對自己人生的不滿施加給下一代，要求孩子代替他們在人生道路上扳回一局。

但這樣的家長，其實對“成功”的理解是錯誤的，他們把成功看作是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身份、等級，同時要求孩子必須要代替自己實現進步，或者至少決不能后退。于是，教師就成為了最辛苦的職業。問題出在哪了？

我想，我們可以來反思一些化約主義的邏輯。

什么是化約主義？

簡單來說，就是把一件比較復雜的事情簡化為一件事情，聽上去好像兩件事很像，但扭曲了事物本身的面目。

比如，我們可能會說工作就是為了賺錢，這樣說聽上去好像沒錯，但這么說損失了工作的很多意義，尤其是勞動本身的意義。馬克思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如果我們只是把工作簡化為賺錢的工具，這就是化約主義。

家長的化約主義就是認為孩子的幸福生活就是要出人頭地，而出人頭地的標志就是有錢、有權，要去做官、做明星、做大富翁，成為前兩者的難度比較大，還需要一定偶然性，成為有錢人相對簡單，有一份高薪的工作就有可能達成，而要獲得高薪工作必然就需要一個名牌大學的文憑，于是我們就看到家長們為孩子的教育問題窮盡心力。

造成這樣的結果的原因，與時代的大環境有關，與現代性有關，與我們用數量化的方式理解世界有關。可量化的財富的多少壓倒了不可量化的、地方性的人的品格成為了我們判斷一個的標準。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教育培養就屈從于功能、屈從于選拔，選拔就是讓那些可以普遍化的制度達到最優，最后把孩子們送進好學校。就教育而言，這樣顯然是不正確的，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

我們要恢復全面發展，也就是人的發展，轉變現今的教育模式，從一個哲學性的反思視野開始——始于從前發問，也就是從我們最開始的問題發問。這不是在討論家長應該“雞娃”還是“放養”，事實上我認為二者并沒有一定的高下之分，我們也不是要討論應該偏重應試還是素質教育。

在根本問題上，是“學以成人”還是僅僅“學以致用”。

學以致用，原本是一個很好的詞匯，但我們在今天卻把它理解得很狹隘，這就是化約邏輯造成的。

我們的學生、老師和家長如果能夠關注學生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那么我們的環境就會大不一樣。

在方法論層面，教育界對于老師有兩種比喻，一種是中國人習慣的把老師比作園丁，還有一種是把老師比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我認為把老師比作園丁這一比喻更好，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都有自己的成長節奏，都有自己的個性，而園丁的作用就是讓每一個孩子最終都能茁壯成長，哪怕這些孩子屬于不同種類的植物。

我一直希望我們的語文教育可以有非常友善，同時也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展開，所謂“有效”，就是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懂得別人在說些什么，寫出有生命的、有溫度的、能夠清晰地表達自己觀點的文章。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我今天講的是問題的看法、一些反思，在這個反思中我們要從根本性的問題出發，我們要把孩子塑造成怎樣的人，這些孩子們長大后是什么樣的，我們的國家就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文章來源：來自劉擎教授在上海高校“立德樹人”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第五屆語文教育論壇。原題《雙減政策與教育模式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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