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的高考落下了帷幕不到一個月，終于到了成績發布的環節。從 23 日開始，全國高考成績以省份為單位開始發布，高考再度成為了牽動國人神經的關鍵詞。

查到分數后的喜極而泣，復讀漲了 200 分后的跪地痛哭，焦急等到分數、全家守在電腦前的心跳加速，再次充斥了社交網絡，由高考成功或者失利裹挾著焦慮，濃重到了一年中的頂點。在今年的高考中，報名人數 1291 萬人，比去年增加 98 萬人，毫無意外地成為歷年之最。

(資料圖片)

2023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 1158 萬人，24 年間，大學畢業生人數實現了超 10 倍的增長。高考報名人數和畢業生人數在同一時間達到了最高，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凸顯，社會已經無力消化龐大的畢業生群體。

按照國家統計局 5 月 16 日發布的數據，2023 年青年失業率達到了 20%，創下了自 2018 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對此統計局也做出了解釋：“原因一是 2023 屆高校畢業生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求職，二是大專及以上等高學歷青年比重升高。”

在長期關注青年問題、曾經著有《我的二本學生》的 黃燈看來，這其實正是在意料之中，甚至是從高校擴招的那一刻開始就注定了。本該早就出現的問題，因為恰好碰到了一個經濟發展相對平穩且向上，而延遲了出現的時間。

2023 年，隨著疫情的結束，新冠對于當下的影響伴隨著經濟發展規律性的下行，龐大的大學畢業生們無法被疲憊的經濟形勢消化，最終出現了就業難的情況。

2020 年，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后引發了討論，短短兩年多時間，從首印 8000 冊賣到了 13 萬冊。“二本學生”也成為了一個群體的代名詞獲得了關注，在黃燈看來，這本書寫的不僅僅是二本學生，而是所有年輕人的困境。

黃燈生在正月十五，按照老家汨羅的說法“三十的夜，十五的燈”，她被取名為“燈“。和自己筆下的學生一樣，黃燈不諱言自己第一學歷是專科，她也沒覺得這有什么丟人的。“那個時候的專科大概就相當于現在的二本”，黃燈補充說。1995 年，黃燈考上了岳陽大學，后來經過合并這所學校更名為湖南理工學院，成為一所二本院校。

畢業后，黃燈被分到湖南洞庭苧麻紡織印染廠，做一些行政工作，后來又到車間做工人。1998 年她趕上下崗潮，她自嘲自己成了下崗工人。命運給了她一次機會，她選擇了考研，最終考進了武漢大學，后來又去中山大學讀博，成為了一名大學老師。

但真正和公眾建立聯系還是黃燈開始面向公眾寫作開始，黃燈開始不理會對于一個大學老師在科研上的要求和枷鎖，在 2016 年她寫了一篇名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文章，獲得了關注。一直喜歡寫作的黃燈，就此把創作作為終生志業。黃燈說，她已經在寫作和科研之間做出了明確的選擇。

2020 年，黃燈離開她寫作出《我的二本學生》的廣東金融學院，告別二本學校學院院長的身份，轉而來到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在這所專科學校執教，從此在深圳和廣州兩地奔忙。在她看來，深圳作為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職業教育能迸發出不一樣的火花，而作為寫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黃燈也希望能在全新的環境能激發異質性經驗。

入職之后，黃燈看到同事在堅持做“學生志“，把學生的情況用文字整理下來，現在已經做了三、四本了。黃燈覺得自己來對地方了，連同了六、七個老師開了個非虛構工作坊——學生沒有學分，老師沒有額外的工資，學生也積極參與。黃燈覺得現在會寫非虛構也是個技能，算是一技之長。

黃燈快人快語，有了公眾認知度之后總是有各種事情找到她：采訪、演講、播客、活動，她有點應接不暇，索性就盡可能推一推。到現在有不少陌生的讀者聯系上她，就在采訪的前幾天，有位女生向黃燈"求助"。這位女生在一所“不那么好”的高校讀書，家人希望早點工作去養他弟弟。黃燈對女生說，現在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你自己都沒有力量，你怎么去幫別人？那這樣最后就全部耗死了。”

對于高考和大學，黃燈看來，全社會都應該放低期待，甚至完成一次對學歷的“祛魅”，在今年的語境和社會環境下，一個好學歷并不意味著一定會獲得一份好工作，而這一現象在短時間內是無法解決的。這背后存在的是全球范圍內的結構性難題：當全球化進程受阻，逆全球化趨勢，將導致工作崗位的減少。

黃燈不斷嘗試給年輕人提供一些解決方案，她說在大環境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的情況下，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去真正學點什么，在大學里修復在曾經的中學教育中喪失的元氣， 釋放出真正有力的東西，“這對年輕人來說很重要”，黃燈說。

以下是我們與黃燈的對話：

《WSJ.》：在過去的幾年，“二本學生”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一個公眾話題。但是很多人又覺得這是在給二本學生們貼標簽，讓這些學生更加舉步維艱，你對此有何回應？

黃燈 ：我在取這個名字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會有這方面的爭議。這本書被傳播開的時候，有一些來自二本院校的學生覺得自己被貼了標簽，甚至是被冒犯。可能是因為我是個老師，我對我的學生是沒有任何歧視和標簽的。比如說，我談論我的兒子，會說“我的兒子”，是一種日常的表達。反倒是我的學生提到自己身份的時候，會用到“二本學生”，這個頻率比我還要高。第二個方面，可能我之前也擔任一些招生工作，一本線、二本線這些是會掛在嘴邊上的。

但在現在的語境里面，學歷不好，好像就是鄙視鏈的末端，這肯定是有問題的，也是我思考的起點。所以我為什么敢坦坦蕩蕩地寫《我的二本學生》，我就是覺得這個群體是有尊嚴的，他們的付出就應該被看到。

二本學生這個話題表面上看起來是講二本學生，其實任何一個學校的學生去看都會有感觸。因為二本學生只是一個話題， 我真正指向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現在年輕人整體的境況是跟以前是沒法比的。

無非是因為我熟悉二本學生，所以我才寫二本學生。其實寫哪個學校不重要，寫一本還是二本學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輕人的發展趨勢。 年輕人的處境，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單單是中國的。要是看一下印度和美國的資料，比如說《鄉下人的悲歌》之類的書，就會發現這其實是 全球化遭遇挫折以后，貧富差距在全世界范圍拉大導致的結果，基本上全球范圍內所有的年輕人都在面臨的困境。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國內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情況，比如說擴招。擴招導致了學生數量的增加，但其實這是在擴招的那一刻，就能夠預料到后果的。我親身經歷了擴招的過程，1998 年就業形勢嚴峻，國家希望能依靠擴招的方式解決就業問題。結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我們的經濟高速發展，擴招的后果被經濟增長消化掉了。現在經濟放緩，加上疫情的影響，后果就凸顯出來。

其實邏輯是一清二楚的，幾重因素突然之間疊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自己就是所謂的出身不好，第一學歷不好，我很能夠意識到那些孩子是沒有機會的，其實是很痛心的。

《WSJ.》：你之前其實也是二本院校畢業的，后來到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求學，你曾經是否也羞于談到本科經歷？

黃燈 ：我當時考到武漢大學，對比過才能夠明白，一般院校和重點大學的差距有多大。其實說實話，我之所以到現在還有這種認知能力，跟我后來在武大和中大受到比較好的教育是有關系的。

我在讀研究生之前是個下崗工人，第一學歷也不好。在此之前，我覺得這都是一些很羞辱的經驗，不愿意跟別人說，尤其是在重點大學的氛圍里面。但是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我的錯，這是社會的觀念有錯誤，后來我就正視自己了， 我一個專科學生通過自學考試拿到本科文憑，再考到博士，這不恰好說明我一直在自我成長嗎？這怎么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呢。

《WSJ.》：曾經熱議“一本”“二本”，現在大家更多用“雙非”來區分。在政策的變化外，你認為這樣話語的變化意味著什么？“雙非”范圍更大，目前來看原本沉默的二本學生，這次也要帶上一些一本學生了，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黃燈 ：說實話“985”、“211”的標簽已經深入人心了，之前我覺得 50 年之內都不會改變，現在國家提“雙一流”，無非就是又多了一把尺子。不是“雙一流”的學生，就會稱呼自己為“雙非”。不是說有了“雙非”這個新的標準，別的就不要了，現在是既看“985”，又看“211”，還要看“雙非”。

這些標簽之間其實是一個疊加的關系， 學生的標簽越來越多，年輕人就會越來越不舒服。符合“211”了，又不符合“雙一流”，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學生會受益。比如說華南農業大學既不是“985”又不是“211”，但是現在變成了有“雙一流學科”的大學。但對于入選了“雙一流學科”，它又不是“雙一流高校”的學校，這所高校其他學科的學生又是被排斥的。

國家搞一流學科、一流院校建設，肯定有它的用意，不是說讓用人單位來給學生劃標簽，但事實上用人單位就會這么用，也不明說。現在投簡歷的人太多了，十個崗位有一萬個人投，用人單位怎么挑選呢？可能就先看學歷了， 并且不斷地用不同的標準來篩選。 當標簽越來越多，學生身上背的大山也越來越多。今天有一個，明天有一個，過兩天又會出現一個，大學生真的是好難。

《WSJ.》：目前來看，大學生就業難這件事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是沒有辦法化解的。我們國家也想了很多辦法，比如聯合企業開放見習崗位、希望社區接納畢業生就業等。年輕人們應該怎么面對這樣的現狀？

黃燈 ：年輕人要調整心態，考上大學后，對大學的期待不要太高，至少不要像以前那么高。不要以為大學是很有用的。 我說句實話，現在大學跟就業之間的因果關系已經斷裂掉了。

年輕人要回到自身，以前的年輕人不讀大學，也有很多成才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倒是覺得年輕人應該把眼光放在自我成長上面。很多年輕人說讀了大學也找不到工作，有沒有反過來問一下，自己讀大學到底學了什么呢？

作為一個大學老師，我觀察到在二本學生里，雖然有一些特別努力但沒有結果的，但是也有很多孩子不怎么讀書，寧愿花時間去打游戲，苦口婆心地跟他說也不太聽。

在當下的環境下，年輕人們應該用更多的時間問問自己：你的核心競爭力到底在哪里呢？家境好的學生起點會高一點，機會會多一些。但是一個學生如果具有核心競爭力，其實是不會受制于外在條件的。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需要調整一下預期，因為現在大的環境可能一下子也改變不了， 尤其是在全球化受挫的情況下，自我成長特別重要。現在要把心態調整好， 要盡一切可能去吸取對自己有用的營養和資源，讓自己成長得更快一些，要抵擋這個社會對你的消磨，我覺得有這個意識很重要。

《WSJ.》：現在年輕人面對的困惑似乎是更具體了，比如畢業了找不到工作怎么辦？買不起房子怎么辦？都很現實。趕上好時候的你們面對的困惑是什么？

黃燈 ：1990 年代我們讀大學的時候，二十多歲，也有困惑。但是我覺得我們那一代人的困惑主要是精神層面的，因為物質上面都很窮，工資收入也差不多，所以不會有太多物質層面的焦慮。

但是我覺得現在年輕人，生存層面的問題要解決都比較難。 近 20 年以來，年輕人焦慮的核心從精神層面轉移到了生存層面。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倒退。

我們年輕的時候很容易被兜底，比如說你只要大學畢業了，進到工廠去了，怎么樣都有個兜底的。至少有員工宿舍給你，你不擔心沒地方住，好歹每個月有幾百塊錢的工資。我當時工資很低，只有 200 塊，但是我每個月的房租只有三、五塊錢，會更有安全感一些。

但是很多人會說，現在因為市場化了，找工作都要自己去找。其實自己去找的話，對于沒有資源的孩子來說，就相當于赤裸裸地把他扔到社會上面去了。這個過程中，能力強、家里條件好，就會好過很多，至少沒有那么艱難。為什么總是覺得家庭出身那么重要？是因為家境好的話，家里給你出房租，在大城市就過得很好。賺不到錢沒關系，你就好好地把自己養活就行了。

我喜歡強調性價比和成本，我有時候經常想一個年輕人，如果你從十五、六歲去學一門手藝，學到二十五、六歲，那就還很年輕，也已經可以學得很精。我雖然找不到解決的辦法，但是我覺得不能去說年輕人不愿意脫下長衫。為什么我要反反復復地強調年輕人要注重自我成長，屏蔽不良的東西？我是希望孩子們什么都不要期待，先讓自己變得有活力，變得熱愛生活，也不要想未來的事情。 把當下先過好，把握你的時間。對于年輕人來說，首先就是先讓自己恢復元氣。

《WSJ.》：很多年輕人總是在感慨現在不是好光景，覺得前人似乎占到了好時光的便利，獲得了社會資本的積累，你對這樣的觀點怎么看？

黃燈 ：前面的人占有的資源太多了，透支了下面的人。我就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房價的問題，房子現在的價格是很讓年輕人絕望的。我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只要能夠買得起房子，就會覺得有奔頭。他們其實不怕吃苦，也不怕不斷地換工作，這些年輕人都習慣了。但是房價擺在那里，一輩子怎么努力都達不到，這就會讓年輕人感到絕望。如果房子買不下來，就沒有安定感。沒有安定感，結婚可能都不在他們的考慮范疇中。在

過去一段時間經濟看起來是發展得很快，但留下了隱患。改革開放以來，其實我們一直在奔跑， 很多時候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在奔跑中化解，從來就沒有機會讓我們停下來過。社會就是不斷地變革，問題不斷地出現，我們再不斷地解決。

從來也沒有過一個好時代，我們 70 后和 60 后這一波還是蠻幸運的。近二、三十年順風順水的我們這代人，小時候沒挨過餓，又能夠受到正常的教育，大學文憑又很值錢，房價又便宜，我們確實占到了一些便宜。 這種便宜也只限于讀了書的和來到了改革開放地區的人，這種幸運并不公平，并沒有覆蓋到所有群體，只是說整體社會的財富增加了。

對于年輕人來說，我覺得還是不能絕望，因為他們畢竟太年輕了，整體說成長的環境還算順利。 現實不如意，進而產生了絕望感是正常的。但我們也必須清楚，社會的常態就是存在危機的。

《WSJ.》：雖然說高考已經是中國當下最公平的事情，但似乎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場所有參與者社會資本的累加游戲，這個游戲從孩子一出生就開始了。高考在你看來在何種程度上是公平的？寒門還能不能出貴子？

黃燈 ：高考公平相對說在規則方面算是執行得比較好，至少分數這條線是不能隨便動的，不能公開地潛規則，這一點我覺得還是要承認的。再怎么樣，高考也給那些最沒有競爭力的孩子兜了個底。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層面來說，還是非常有必要去維護這種公平。

但是另外一個層面，教育主體背后變量太大了。比如說家庭出身、地域的不同，一個孩子擁有的資源是不一樣的。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其實一個孩子的成長，他不需要特別多的資源，最關鍵的是路子要對。現在家長反而是有一種誤區，總覺得不斷地往孩子身上投東西，一定會長得很好。這個觀念絕對是錯的，因為小孩是一顆種子，其實只要給他基本的東西，比如干凈的水分、沒有污染的土壤、充足的陽光就夠了。如果孩子是一個天才，家長不要扼殺他。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家長也不要打擊他，不要天天去傷害孩子的自尊，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就已經很好了。

如果說教育資源的不公平，在某些方面又隱含了辯證關系的話，這意味著很多投入都是無效的。每個人的成長都是有自我規律的，我們也可以發現農村有些孩子從小也沒什么見識，也沒受到好的教育資源，但一樣也可以走出來。寒門還能不能出貴子？從整體上面來說比例比以前低了，但還真不能說現在的孩子出不來，這個也沒那么絕對的，全紅嬋不就出來了嗎？有些人就是各方面條件也好，恰好又有機會，她自己就走出來了。

其實我們有時候不甘的地方在哪里呢？ 一些很有能力、資質特別好的孩子本身是可以長成一顆星星，因為沒有一些基本的條件，他的可能性被扼殺掉了，這才是我們最痛心的地方。

其實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只要這個社會尊重勞動者，不要有高低貴賤之分，其實我們也甘于普通的。不要以為每個人都想去當什么比爾·蓋茨，好多人就想做普通人，就想過一個安穩的日子，有一個普通的工作，每個月的收入還過得去就行了。

《WSJ.》：你的觀察里，應試教育帶來的那部分傷害集中在哪些部分？要怎么修復和走出呢？

黃燈 ：人的成才是有規律的，補課出效果是很少的。我在大學里面做過好多調查，當年補課的學生恨死了補課，到大學之后，也不愛學習，有很多負面的作用。但是家長輸不起。為什么會出現衡水中學？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得到特別好的資源，就只能通過“卷自己”得到一張入場券。

在這種情況下，成長的動力有很多，學校教育是一個方面，自我覺醒也很重要。對于很多二本學生來說，自己身處的高校，師資、環境都是不那么盡如人意的，連像樣的講座都沒有。所以我覺得 年輕人一定要把自己內在的力量調動起來，尋找止損線。不能讓外界負面的東西無限制地消耗你，你一定要意識到自己是有力量抵擋那些東西的。

互聯網這么發達，如果自我成才的愿望特別強烈的話，還是可以學東西的。如果自己有強烈的興趣、并且一直在堅持的愛好，即便可能慢一點，但是一旦成才，是很有競爭力的。

大家要相信自己原初的生命力，我覺得這一點對年輕人來說很重要，因為以前的應試教育對他們損傷得太厲害了，他們沒有力量來讓自己恢復生命活力。作為一個旁觀者和過來人，我覺得這是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的生命不能夠完全阻礙在一些評價的標準里，應該有一些很有力的東西出來。

《WSJ.》：最近很多聲音在提職業教育的發展，甚至很多大學生表達了對職業教育的羨慕，覺得至少他們有一技之長，而自己身無長物。你身在一所職業院校，想聽聽你的想法。

黃燈 ：在 90 年代之前，職業教育一直以來就在中國有一席之地。 自從大學擴招以后，文憑膨脹，中專取消，大專就升本科了，職業教育失去了本身的位置。到目前來看，職業教育其實沒有所謂的新發展，我覺得還只是重提，重新回到以前的格局。現在發現錯了，二十年以前太激進了，不應該把一些比較好的職業院校、職業中專院校一鍋端地取消掉。

我以前在工廠待過，以前我們工廠有自己的技校，技校培養的學生畢業了以后就直接到工廠來上班，是實打實的就師傅帶出來的，很有用。現在所謂的職業院校，有社會經驗的老師其實還是不多的，也就是說，現在職業教育的師資是跟不上職業教育發展的需求的。 辦教育不是想辦就馬上能辦起來的，它需要時間積累。

要解決教育的癥結、根源，措施不是增加職業院校或者減少職業院校，而要調整更重要的東西。職業院校如果發展得太厲害，到時候職業院校的學生又找不到工作。如果盲目地發展，不就跟現在的本科生一樣嗎？歸根結底還是要根據國家的現狀，盡可能把學生的質量提高一點，讓他們能夠擁有切合自身的發展。其實教育要發生一些變化，自下而上可能會更可靠一些。社會發展到某個程度，教育就隨著發展形勢調整，這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

在目前產業面對大變局的情況下，職業教育先天來說也比較難的。在 AI 和 ChatGPT 的邏輯下來看，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大部分學生都可以被 AI 取代。現在有什么樣的師資會比 AI 還厲害呢？我們找不到可以戰勝 AI 的老師來教學生。

所以人文學科為什么重要的？因為 人文學科是特別個性化的一些東西，是跟情感、價值理念有關的東西，這些東西我覺得機器暫時還沒辦法取代。人文教育哪怕在職業院校也很重要，哪怕未來的職業是做一個具體的工作，人文素養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人文教育可以讓每一個人把自己還原到人的層面，而不是就業工具的層面。

目前來看，人文教育是完全沒有辦法跟理工科去抗衡的，這導致了劇烈的失衡，導致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冷漠，價值觀念越來越崩潰。其實這正是人文教育落后的一個惡果，全社會的人都在承擔這個后果。

采訪、撰文 張笑晨

來源：WSJ中文版

關注教育 | 就是關注中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