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

(資料圖)

作者/王蓉

編輯/Stella

長期以來，教育資源跨地區流動一直是我國持續關注、努力攻堅的問題。但現如今，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間的斷裂，應試教育和批判性教育的矛盾依然存在。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研究所所長王蓉教授利用教育財政數據，指出了中國高等教育體系資源分配存在的體制性不公平等問題，并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王蓉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研究所所長

1、中國教育的三個迷思

教育財政研究簡單說就是研究有關教育的錢。今天我想談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高等教育的迷思。我的同事周森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國高等教育8%和30%的故事，意思是說央屬高校的本科生只占全中國本科生的8%，但是這些央屬高校的資源占據了整個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的30%。

美國有一個研究高等教育史的教授研究了大西洋兩岸歐洲和美國的高等教育。美國高等教育的資源分化特別嚴重，在不同層次和類型的高校之中分布的差距特別大，歐洲的分化相對較小。到底是什么樣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支撐了如此巨大的分化？又是什么樣的制度遏制了這種分化？由此引出來一個嚴肅的問題，在中國為什么我們能容忍如此巨大的、甚至超過了美國的分化？是什么原因使我們的教育資源產生了這么大的分化，而且一直在加劇？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我所說的第一個迷思。

第二個迷思，我們經常被國際上有名的教育經濟學家批評，他們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財政體制存在著根本性的體制性的不公平。北大、清華收的學費相對來說是低的，無論以何種計算方式，培養成本都是高的。為什么這些精英人才得到了如此多的公共財政的補貼？我們還一定要證明北大、清華對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用術語來說，不管是外部性，還是公共產品，才配得上如此巨大的公共財政補貼。考試不好的孩子去了高職，學費比北大還高，但接受的是質量不好的教育，個人付出的成本卻更高，我們這里的學生接受了最高質量的教育，但個人付出的成本相對來說是最低的，這被稱為體制性的不公平。所以我們總是要解釋為什么北大、清華配得上如此高的公共財政補貼。

第三個迷思，人文社科的教授談理念、愛和夢想，我們研究教育財政必須要談談各國大學的商業模式。美國有一個經濟學家總結了美國大學的商業模式，一句話就是人才的風險投資。美國私立大學很高比例的資金來自于捐贈基金，這些基金主要來自于校友。這就是為什么大學選人選的是將來可以帶來很高投資回報的人，跟商業模式是有關系的。我們試圖與國際同行進行對話，中國大學的商業模式是什么？大學模式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為誰培養人，怎么培養人，培養什么樣的人，其實后面是一些很嚴肅的問題。

2、中國基礎教育的新業態和新問題

我們做了中國基礎教育新業態的研究，對中國家庭培養一個孩子的支出和校外補習的問題大概有一個描述。持續兩、三年的研究，我們大概得出幾個結論。所謂中國基礎教育新業態指的是基礎教育的教育提供者，我們原來認為只要關注實體學校就夠了，后來發現，大家都在上課外補習班，有些地方出現了民辦學校把公辦學校打趴下的問題，所以我們就系統研究了校外補習機構、民辦學校和教育科技企業、在線教育等等。以此為基礎，我發表了幾個比較大膽的觀點，我將其稱為直面中國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戰，就是一些城市最好的若干所小學和初中全部是民辦的，高中是另外一回事。

這到底是為什么？因為我一直是研究教育財政的。為什么政府一直在投錢，還出現了這個問題？財政所成立的背景是參與設計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機制保障改革，就是全國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后面的財政制度，所以我們也在自我反思，是不是免費的義務教育導致了學校喪失了財政的自主權，割裂了校長和教師跟家長直接進行市場交易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跑到民辦學校去。

在這本藍皮書的新聞發布會上，我談到在我們財政所同事對公辦和民辦學校的態度，我是少數派。我堅持應該把公辦學校做好，但是大部分同事不同意，因為公辦學校后面都有學區房的問題，還不如讓民辦學校做好。在北京買個學區房，砸鍋賣鐵還得貸款，上民辦學校不就是幾十萬的學費，所以我說我是少數派。今年二月份記者有一篇采訪我的報道：我們中國的孩子這么焦慮是為什么，他引用我的觀點，因為中國孩子生活在高度篩選型的社會。

剛才我說我已經能回答中國家長培養一個孩子要花多少錢，對此我很有共鳴。我的孩子才5歲，正在上幼兒園，所以每天焦慮北大附小、北大附中怎樣。雖然我的孩子才5歲，但是已經在嚴肅地考慮北大附中的問題了。關于教育新業態的研究，我們做了全國4萬戶的調查，發現全中國包括農村的孩子，平均參加校外補習的比率達到40%多。基礎教育包括學前教育，一年下來家長全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2.48%，間接佐證中國老百姓的教育負擔已經很重了，但是很多教育負擔沒有發生在學校里面，而是發生在了學校的外面，學習好的和家庭富裕的都會參與校外補習。

我們提出了幾個觀點：第一，中國教育的新業態非常復雜。我們研究校外補習機構，發現精英型的高中是校外補習機構最重要的孵化器，這種生態關系非常復雜。在北京最有名的校外補習機構有兩大系，一個是清華系，一個是北大系，好未來顯然是北大系，高思也是北大數學系出去的。它們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我非常佩服劉彭芝校長，給中學生搞奧賽，別的學校請的都是資深的教練，據說劉校長當時是直接從北大數學學院請一、二年級的學生，這些北大的同學才發現還有校外補習這門生意，回報非常高。今天好未來現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

3、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策略的嚴重斷裂

我認為這些板子不應該打在某些學校或者某個課外補習機構或者某個老師身上。中國過去20年，存在著所謂的基礎教育的發展策略和高等教育發展策略嚴重斷裂的現象。這個斷裂導致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斷裂在于，高等教育不斷地拔尖，導致了我剛才說的北大、清華等等一批學校擁有如此多的頂尖資源，錢后面代表的是質量。孩子上四年本科，學校的投入和聘用著名教授的數量是有直接關系的。老百姓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高等教育在不斷地拔尖，但基礎教育卻在不斷地均衡。

今天討論的很多問題是跟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斷裂相關的。我剛才提到的拉丁美洲化主要是跟義務教育免費制度相關，因為免費制度意味著公共教育提供的標準化和規范化，可能很難滿足中高收入階層家庭的需求。但我發現沒有那么簡單，現在不許辦重點校，也不許分班了，那么公立的學校如何滿足不同層次家庭的需求，不同孩子學習興趣的需求，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優質高中掐尖問題。我們的導言詞中提到，知名高中促進了均衡，我不是太明白。教育財政領域的人最近在談公辦學校幾個很熱點的問題，中學掐尖、集團化辦學，民辦學校的招生自主權等等。我覺得不應該把掐尖的板子打在民辦學校身上。大約2007年、2008年財政所接受了一個評估，寧夏當時有一個“一號工程”。寧夏當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要在銀川新建兩所高中，實施的就是掐尖制度，把八個貧困縣前20%的學生都放在這兩所高中，他們希望我們評估這兩所高中如何成功地向北大、清華輸出了人才，但是我們說你不能這么做，因為影響的是整個寧夏的教育系統。比如某一個縣前20%的學生都被掐走了，影響的是老師的士氣和余下的同學，所以要進行全區的評估。他們還是很支持我們這個理念的，讓我們收集了寧夏近十年所有初高中的數據。我本來很想去證明它造成了負面影響，后來發現在實施這項政策以后，寧夏農牧民的孩子、貧困縣的孩子一本率反而提高了，似乎負面的影響沒有我們想得那么大。

背后的作用機制是非常復雜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數據來講話，而不是輕易地用自己的情緒來主導自己的判斷。今天衡水中學的校長也來了，衡水中學是非常有爭議的，但是我們應該要做更多嚴謹的研究。我不覺得我作為一位教育領域的研究者現在有這個底氣，有這個自信來做任何判斷，因為我覺得我們是嚴重缺乏研究的。

第三，教育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的導言中出現了資源和市場的字眼，這還算是教育財政研究的領域。當別人談愛的時候我們談金錢，當別人談理念的時候我們要談制度和技術。教育當中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確實是我們一直非常關心的。為什么我剛才只是泛泛地講了基礎教育，因為我覺得我們談高中教育不是很自信。我個人的觀察，搞教育財政的人不大去研究普通高中，各地的決策者也不太愿意讓你去好好地了解普通高中。但高中教育很有意思，承上啟下。普通高中既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又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以往有“名校辦民校”，教育集團化，現在又有房地產商、資本市場的介入，我希望進一步去研究。

有了孩子以后，我發現自己更不懂教育。我這里想說的是教育科學的問題，我們研究了半天中國教育新業態和中國教育科技企業等，發現中國教育科學的基礎太薄弱了。比如大家一直在談在各個年齡段的孩子應該接受什么樣的教育，我覺得后面是有人類發展的全生命的周期性規律的。我最近看到一篇寫衡水中學的文章，終于有人寫到了衡水中學的教研。我們最近在研究上海教育為什么搞得好，上海的教研系統人均經費達到了100萬以上。上周我參加了南方科大的本科教學評估，我一直在想本科教育的專業化和科學性在哪里，我覺得我們還缺乏足夠的重視。

4、應試教育和批判性思維對立嗎？

剛才小英在談的時候，我想起我曾經在朋友圈發的一篇評論衡水中學的文章。我說，在某些人眼里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曾經的衡水中學的學生，我們都經歷了中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可以說是中國基礎教育的產物，怎么可能對衡水中學做如此簡單化的斷言。為什么我說我們曾經都是別人眼中的衡水中學畢業生，因為我非常有感受。我的高中是在河北讀的，90年代我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教育學院讀博士，我是他們從中國大陸直接錄取的第一位學生，在他們眼里我就像大熊貓一樣，他們會過來看看你：據說你們中國學生整天都是考試，沒有批判性思維，來看看你有沒有，當時我每天都覺得被全院的人審視。

其實，衡水中學不就是外國人看到的中國基礎教育突出特征的承載物嗎？以應試教育為根本的目的，每天進行紀律化的訓練，學生還要跑操。我覺得我當年在美國人的眼里就是這樣的，每天都要扒拉扒拉我。如果我說了點什么，他們都覺得好像我還有點獨立思維能力，好像還有點批判性思維能力。

有一個嚴肅的問題，到底人的批判性思維、獨立自主、創新性是怎么培養出來的？我不認為我們很清楚，回顧我的高中，它是保證不了學生八個半小時睡眠的，整天就是拼考試，高中一進門就在張榜。我當年在北大是學理科的，但是后來堅定地學了教育，關鍵就是我高中的經歷，我想搞清楚為什么教育必須如此痛苦？為什么分數是帶血帶淚的？所以我一直堅定搞教育財政，搞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

我們社會對衡中，對知名高中的批評，大多數來自于先入為主的意見，認為某些培養孩子的方式就一定不會有素質，一定不會產生獨立自主的思維，一定不會有創新。我不覺得我們已經把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我和小英都是中國基礎教育的產物，她不缺乏獨立思維，我也不缺乏批判性思維。我當時還開美國教授的玩笑，我的兩位美國導師，他們跟著我第一次到中國，站在北京的大街上呆了，他們以為街上跑的都是蘇聯造的汽車，沒想到都是美國造的汽車。我說你們是UC伯克利的教授，你們發出這種斷言難道不應該反思嗎？

剛才郗校長有幾個金句非常精彩，但是作為學者，我覺得我們落后于現實。我的同事寫過一篇超級中學的文章，我同意郗校長說的，如果鞭子要打在應試教育上，應該打在“試”上，而不是打在“應”上。是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導致了具體的縣級政府、校長和老師產生如此的行為模式，我們如果一味微觀地看他們的行為模式，而想去批判時，就容易忽視了導致他們行為的背后宏觀的結構性原因。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教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