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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職業角色甚為特殊，既是管理者，又是教育者，集雙重身份于一體。有人說，校長先是管理者，后是教育者。我則以為，校長必須先為教育者，后為管理者。

【資料圖】

校長第一身份是教師，永遠的身份是教師，最美好的身份還是教師。其實，差不多的校長在做校長之前，不僅是教師，而且是名師，是優秀的教師。從身份來講，校長應先為教育者。

校長的職責固然是管理當頭，管理為先，但學校不同于行政機構或商業組織，學校有其獨特的運轉秩序和管理邏輯，校長也不同于行政官員或企業家，一味在那里指揮，發號施令，校長必須依憑一定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規律來實施管理。基于此，從管理的特殊性來講，校長也應先為教育者。

校長以教育為第一價值，以課堂為第一舞臺，深入教學第一線，深入了解生情學情以及教育教學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贏得教育教學主動發言權，成為教育教學的真正實踐者和行家里手，更好地指導教育教學工作，及時做出正確的教育教學決策。而且在深入課堂，堅守教育一線的同時，與老師近距離的接觸，能夠彼此了解，適時溝通，同甘共苦，感同身受，增進校長與教師之間的凝聚力和情感，讓干群關系變得溫潤而和諧，從而達到不管而管，無為更有為的效果。因而從管理的效度來說，校長更應先為教育者。

然而這些年來，個別由教師一路成長起來的校長，一旦做了校長之后，卻不進課堂，也不上課了，他認為他的職責是把握方向，駕馭全局，處理事務，銜接上下，協調關系，做好管理，哪有心思和時間上課，而對于關注課堂，走進課堂，那也是分管教學副校長、教務主任的事，與自己有什么關系。這個別的校長恰恰偏離了學校管理的“航線”。

眾所周知，“教育”始終是學校的“主航道”和“中心線”，“課堂”永遠是教育的“主陣地”和“主戰場”，校長的管理工作必然與學校當前的教育教學工作以及所處的教學環境——課堂，一脈相承，息息相關，緊密聯系。

恰恰學校中最大的事是教育教學，最重要的事，也差不多發生在課堂里。校長關注教育教學，走進課堂上課、堅持聽課評課，才知道當下課堂究竟發生了什么，對教育教學的指導才能有的放矢，得心應手，說在點子上，贏得老師們的認可與敬重。

一個校長若是長期遠離課堂，甚至“脫離”課堂，既會失去自己多年積淀的專業屬性，又會盲人摸象，失去課堂領導力和對教育教學的有效指導，還會與一線教學工作、與老師產生無法逾越的“鴻溝“與“隔膜”。

對于校長，也的確行政事務雜，工作頭緒多，面對發展的壓力也大，再加之尤其是最近幾年，一些地方的一些部門對于學校下達的非教學任務以及考核、檢查、評比增多，干擾和折騰也增加，校長為應付這些，已力不從心，難以支撐，校長還要按普遍教師的標準量和要求“上課”，這既是不現實的，也肯定是有困難的，而且是不盡情理的。但是校長完全可以對課堂充滿向往，對課堂傾注情感，并盡最大可能上一點課，我以為至少每周堅持上一兩節示范課。

再退一步，有的校長對于上課難以抽身，但至少應該堅持走進課堂，堅持經常性的聽課、評課。我認為，校長的聽課評課，一方面時間上有保障。校長上課剛性強，到時必須去，否則就要調課，而聽課可以根據工作情況，靈活安排時間；另一方面，對學校整體工作推動作用大。校長上課，只是讓所教班學生受益，校長聽課評課，要面對所有教師，這樣有可能對全體教師和學生都有促進作用。同時校長聽評課與教師聽評課高度不同。教師聽評課，一般局限于本學科，而校長聽評課，著眼于所有學科，關注的是學校教育教學中的普遍性和整體性問題，往往能夠高屋建瓴，見解獨到。

蘇霍姆林斯基當校長從來沒有離開過課堂，“他是什么課都能教”，蘇霍姆林斯基每天都會把他在課堂中對學生的觀察寫下來。讀蘇霍姆林斯基的作品，你會發現很多篇目都是對學生行為的觀察和對學生需求的思考。不僅如此，蘇霍姆林斯基每天還堅持聽課，手把手指導年輕教師上課。

前不久，我到華南師范大學做報告，見到廣州華聯私立大學教授侯德富，在聊天時，他說他現在還上四個班的課，我吃驚地問他，一個年滿92歲，又作為擁有一萬大學生的董事長、校長，還哪有時間和精力上課？侯校長反問我，我不上課，怎么了解學生，怎么了解一線教育教學？

校長堅持先為教育者，后為管理者，少點管理者的“官僚氣”，多走進教育教學一線、課堂接“地氣”，方能回歸教育本原，重拾教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