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不是來背書刷題，上學是學會認識世界、學會選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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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孫譯蔚?王琳?編輯 | 沈佳音
《看天下》雜志原創出品
開學伊始，對著高一新生，年級書記、歷史老師李亮表達了他對規則與自由的理解。他提醒學生，不能為了個人自由，而妨礙他人的自由。他以軍訓為例，就像一粒汗珠掛在你的臉上，規則不允許你擦去，你能否堅持你的操守呢？
李亮的話讓新生周子其有些不滿，開會結束后，還沒等李亮出門，周子其便上前向李亮提出了疑問：“老師，洛克說，趨樂避苦是人性，您對這點怎么看？如果公共意志和人性相違背，我該遵從誰的看法？是不是意味著軍訓過程中，我可以擦擦汗坐下來歇會兒？”
緊接著，周子其又給校長李希貴寫了兩封信，一封關于軍訓，一封關于談戀愛。在學生管理手冊上，他發現這樣一條，男女生交往不當影響不良者，記大過。他認為，交往不當、影響不良，不同老師有不同的看法，自由裁量度太大。
李希貴時任北京十一學校校長。在十一學校，學生們稱呼他為“貴哥”，如果有事想向貴哥訴說，可以約他一起吃飯，也可以直接給貴哥發信息。
對于學生的行為，李希貴覺得，盡管有些問題研究得不是那么全面，但他們的眼光很好，視角也很好。
最終，學校的軍訓安排根據學生的提議做了一些調整。
2011年，十一學校被確定為國家辦學體制和高中特色發展改革試點。一所中學沒有了行政班級，沒有了班主任，沒有了班干部，開始分層教學、走班上課。4000多名學生，4000多張課表，200余個社團，40余款校服。
也是在2011年，資深媒體人粟國祥跟著記者團走進十一學校。沒有老師、領導歡迎他們，接待他們的是四個學生。其中一個學生向他們介紹自己幫助自閉癥孩子的項目。
“同學，你們用多長時間準備這個PPT？”粟國祥問。“昨天晚上，我們老師說今天有客人要來讓我們介紹一下，我們感興趣什么就介紹什么。我做的就是這個事兒，我特想干，就想讓大家知道，所以我就做了這么一個東西給你們講。”
粟國祥當時就震驚了，自己工作這么多年，和領導匯報還是緊張，但那孩子渾身上下透出自信，于是他開始找原因。
等見到校長李希貴，已經是午飯時了。他們就在學校食堂吃。李希貴說要把學校變成學生愿意來的地方。
粟國祥長期報道教育領域，他覺得只要孩子愿意來，教育就回歸本質了，特別好。于是他自費組建創作團隊，隨機從2012年的高一新生中選出三位學生跟蹤拍攝，看著他們從高一至上大學，再到出國讀研及就業。
這一拍就是十年。2022年，粟國祥和導演張琳選取了一部分，做成了紀錄片《真實生長》。人生還在繼續，成長沒有停止，記錄也還在進行中。
“我”，不是“我們”
2012年，陳楚喬通過中考考入十一，她沒想到，學校管得這么松，“可幸福了”。她最喜歡黃娟老師的魯迅主題課。她覺得，其他的課沒有一門要求學生有一顆對生活敏銳的心，一顆對情緒和思緒敏銳的心，這門課在這個意義上是獨一無二?的。
陳楚喬
紀錄片記錄了這樣一堂課，教室前方的大屏幕上，有這樣一行字：如果不介意，請脫掉校服，以“我”而不是“我們”定位，出現在課堂這一第二時空。在黃娟的提議下，幾位同學脫掉了校服。學生不再是整齊地坐在座位上，而是三五成群地各成小組進行討論。
“我終于成功地看到了你們內部之間的矛盾，我要的就是這個結果。”黃娟鼓勵學生們說出自己的想法，展開辯論。
黃娟覺得資源就在眼前，許多知識學生完全可以自學。她對原《中國教育報》記者李建平說，教師不是全知全能的，你把答案告訴了學生，你以為拓展了他的視野，可恰恰是遮住了學生自我解讀的可能性，阻礙了他心靈的生長。如果讓他自己生長，也許會慢一點兒，有可能會彎曲一點兒，但他的根會扎得深一點兒，這樣，他能夠更好地經歷風雨，能夠更好地到達遠方。
高中時，陳楚喬和同學一起籌拍電影《極度恐慌》。他們原本想得很簡單，向學校申請資金，直接開拍。但在很多老師那里，他們都吃了閉門羹。最后，他們找到了李希貴，但李希貴也拒絕了，讓他們自籌資金，以此體驗和社會真正接軌的過?程。
他們前后召集了二三十名學生，拉贊助，穿插著拍攝了幾個寒暑假，制作，賣票，收回資金，體驗了完整的交易過程。“跑一套流程，我們確實學到很多東西。”
最終，《極度恐慌》的首映禮在學校的圖書報告廳舉行，臺下座無虛席。那是陳楚喬高中三年的高光時刻。
陳楚喬在拍攝《極度恐慌》
寬松的氛圍讓陳楚喬覺得自己長大了。長大也就意味著，自己搞砸什么事，要用成年人的態度解決問題，也就是負責任、懂擔當。
李希貴曾寫道，我們試圖營造一個真正屬于孩子們的學校，給他們搭建舞臺，提供空間，創造條件。我們希望在所有的教育教學和管理活動中，都能看到學生活躍的身影，我們還推動著孩子們能夠慢慢地脫離家長和老師去自己做事。我們甚至十分情愿地讓自己的虛榮心“喪失殆盡”，而看著孩子們的作為不斷地超越自己。
“上學不是來背書刷題，上學是學會認識世界、學會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里面，我們希望讓每一個孩子都成為自己的CEO。”這也成了十一學校的核心理念。
紀錄片里，學生吳漢霄每天練四到五個小時的舞蹈。“不管什么時候，你都應該有時間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課間有二十分鐘，你為什么不去排練？可不可以把洗澡的時間縮短，進行排練？”
吳漢霄是拜占庭舞蹈社團的社長。他還跑到校長辦公室，讓李希貴穿上小黃人的道具，為社團拍攝宣傳視頻。在成人禮上，他向臺下的同學講述自己的夢想。第一次做DJ的經歷，讓他做出了人生最重大的改變和最重要的選擇。大家瘋狂地跳舞，笑著，那種特別純真的快樂深深地感染了他，讓他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滿足感。于是，他決定將此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
他與父母進行溝通，里面有各種摩擦和爭吵。最后他對父母說：“如果這次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那就讓我去犯這個錯誤吧。因為我還年輕，我才18歲，我有機會去彌補這個錯誤。但如果四五年之后，我大學畢業了，可能，我就再也沒有去犯這個錯誤的機會了。”
這樣的高中讓無數人羨慕。《真實生長》的彈幕里出現最多的就是“感受到差距了”，“人家的高中比我的大學牛多了”，“這是中國最好的中學了吧”……
把學生當人看
李建平在十一學校觀察了3年，寫出《中國教育尋變：北京十一學校的1500天》一書。李建平在書中寫道，當改革的目標確立為“服務于學生成長”時，老師對學生的態度就從管理者變成了服務者。
很多事情都變了。過去，學校教導處對升旗、紀律、衛生、就餐、校服等進行檢查，發現問題扣班級的分數、對違紀學生通報批評，對學生很有威懾力。如今，它更名為“學生成長服務中心”。
常規檢查的流程變了，由原來的檢查、公示、評優變為檢查、發現、溝通，協助學生進行自我診斷。檢查不再是簡單地糾錯，而是發現問題，提供數據，幫助年級進行自我診斷。
除了學生成長服務中心，學校還創新了很多服務機制，校長有約、家長有約、學長有約、家長互助。學校每天中午確定一名校級領導，與學生共進午餐，學生自愿報名。
十一留給陳楚喬最大的烙印，不是豐富的資源、老師的引導，而是讓她明白人與世界，與他人，與自己的關系。
那時的她有些內向，不太擅長社交。十一讓她知道，即便是這樣一種個性，仍然可以做成自己想做的事。
“無論你想做什么，你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有自己的性格，以自己的方式做這些東西。”陳楚喬說。
陳楚喬在黃娟課上。
這種對個性的尊重是非常稀缺的。《真實生長》的導演張琳畢業于清華大學，她說：“起碼這個學校的老師把孩子當人看，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可貴。”她從小學鋼琴，差點要走音樂專業道路，但是她那個時候學琴不開心，因為她小時候外表是個可愛的小女孩，但其實非常理性、理智，很適合彈巴赫。可老師總是讓她彈那種藝術表現的旋律型的曲子，她很難為情，就不想彈。“沒有人知道，包括我爸媽都不知道，所以只會把你往一條路上去逼，我很痛苦。”
在高中，周子其充滿了批判性，自由地表達著自己的想法。因為下午4點15分之后的課后時間被老師占用，他寫了一封質疑信，名為“還自主以自主”，并將信上傳到天涯論壇。這件事在學校也引起軒然大波。紀錄片中，老師也出來回應，覺得委屈，是溝通有問題。
周子其
周子其覺得十一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把學生當人看，尊重學生作為獨立的個體。“成績很重要，但他不一定說為了成績或者說為了追求學業上的進步，就可以舍棄健康、自由這些東西。很多東西都是比成績重要的。但衡水中學的回答是為了成績可以舍棄一切。”
周子其現在的女朋友高中就讀于衡水中學，特別欣賞十一學校的氛圍。高中三年，她都特別痛苦，只能默默地反抗。別人都是跑步去吃飯，站著幾分鐘就把飯吃完了。而她則是坐著慢條斯理地吃完。
“其中有很多犧牲和代價。十一學校老師的辛苦程度，可能是最高的。他們真的把學生放在第一位。”時任十一學校戰略咨詢專家的李茂邊用手比劃邊說，有老師曾告訴他，如果學生在高處，老師就在低處“趴著”，小心翼翼地求著學生，哄著學生，心是很累的。這和衡水中學不同，在那里，所有學生乖乖地聽老師的話。
雖然學校4點10分放學，但很多十一學校老師還是會在辦公室呆到很晚。他們正等著學生來向自己“提問”。這需要老師有人格魅力，這也是最心累的地方之?一。
普通學生的迷茫
2012年5月14日中午，在“校長有約”的餐桌上，高一學生張妙格向李校長訴苦，“進入高中以來，我總覺得有點兒不適應，挺別扭的，好像缺了點兒什么。”
李希貴說，那當然了，從小學到初中，你們一直有老師和家長呵護。你們要學會慢慢長大。十一學校的學生要提前長大，這樣未來才會有加速度。你的感受我很理解，但在理智上，我們必須這樣做。“我們會注視著你們，從你們入校，我們就攙扶著你們，一步一步，跟著你們走，到后來慢慢放開，這個過程就是教育。”
有困惑的學生不止一位。李文婷也是2012級的學生。和周子其、陳楚喬不同，她是初中才從山西大同來到北京，在北京郊區懷柔一所中學讀初三，后來，她憑借著出色的中考成績，進入了十一學校。
李文婷的心思幾乎都用在學習上。她不知道學生內閣。其他學生對學生不可以使用手機提出質疑，覺得食堂的飯菜應該做得如何如何。李文婷覺得，這些都是無意義的，應該去適應的事。
鏡頭里的李文婷，留著短發，皮膚白皙，眼睛大大的，可能是剛踏入陌生的環境，面對記者的提問，她看起來有些不自在。
來這所學校前，李文婷只知道它是一所市重點學校，有良好的升學率。但改革就在那年發生了。
跨越兩所環境差距很大的學校，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有更好的發展，認識更優秀的人，學很多新鮮的知識。但落差感也隨之而來。“我是小地方來的，到這里后，落差很大。同學倒是挺友好，不會看不起你，但是你就覺得有時候跟不上別人的步伐。”李文婷說。
從縣城到北京，她沒有特別大的落差感。在北京郊區，李文婷的成績和同學差不多。她英語有些差，便鼓勁兒學英語。每天背一篇新概念的文章，背了一本書，差不多有100篇。成績便提上去了。
但在十一，李文婷第一次發現，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能做成。鏡頭前，她眼泛淚光。她感覺每天都被很多人壓著。她聽別人講一些題，但自己卻不知道對方在說什么。
高一時，不論大考還是小考，幾乎每次考完，李文婷都要哭鼻子。成績排名也快倒數了，李文婷落后的排名讓她很焦慮，壓力也很大。常常凌晨兩三點，她才入睡。
沒有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也沒有人可以理解自己。父母只是普通的工人。那時，李文婷的父母在郊區租了一個二人間。父親是鐵路系統的工人，干3天活，回家歇6天。為了多賺錢補貼家用，休息時，他又做兼職。父母已經很辛苦了，李文婷無法和他們開口。而以前的同學都認為，你去了一個那么好的高中，有豐富的選修課，有優秀的老師和同學，他們都很羨?慕。
高一時，李文婷想當初應該去一所普通學校，她曾聽說，有一位同學也是從郊區考入十一學校，后來不知道為何，退學?了。
十年后，李文婷和我聊起她的高中生活，眼睛又紅了，眼淚在眼眶間打轉。
高二時，李文婷的狀態逐漸開始好轉。她的身邊開始有了朋友。她們都是通過中考考入十一學校，在這里幾乎沒有認識的同學。她們一起學習，一起吃飯，偶爾還一起出去下館子。她的笑容變多了。
李文婷加入了舞蹈社，幾乎每天都會在舞蹈室跳上一小時。高三也不例外。
她還遇到了方老師。方老師是她敬重的物理老師，課講得好，但他有點急性子，有學生不會一道題，他就會說，我都講過了，怎么還不會呢。
李文婷覺得，嚴厲的老師對自己更有益。他們知道現在的教育狀況，競爭激烈，從而也會更嚴格地要求自己的學生。
李文婷的心態也逐漸平和。“周圍的同學都很優秀，你的成績落后了，排在中間，或是靠后，都是正常的。”李文婷不再和優秀的同學比較，而是設立自己“跳一跳”便能夠得著的目標。
排名漸漸變得不那么重要。她不再想自己能考多少分，排多少名，而是踏踏實實地將分內事做好。
李文婷
兩年后，李文婷排名前進了100多名，獲得了雙科飛躍獎。站在演講臺上，作為一名普通學生代表，她勉勵其他同學：“我代表的就是一些普通的同學，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心理壓力，認為自己做夠了，做好了就夠了。就不用太想著自己的結果。就只要努力了就一定會有回報的。不管它的時間長還是短。只要有這個信念，我相信大家都會像我一樣，有所進步?的。”
李文婷說，她沒有準備發言稿。這些都是臨時說的真心話。
make a difference
李文婷的高考分數不算高，但她自己挺滿意的，因為這是自己全力以赴的結果。她最終選擇入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對于過往的經歷，她覺得，“迷茫的時候只是提早到來了”。高中那段日子讓她學會如何正確地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對將要作出的選擇，有了更多判斷。她大學選擇了保險精算專業。
其他專業是一一排除的。比如，高中時她曾選修法語，但小語種要從字母開始學習，“太痛苦啦”。
她也想過當律師，或從事信息工程。那時，她眼里的律師是電視劇里踩著高跟鞋，掛著工牌，出入大廈的女強人。后來她發現這只是電視劇營造出來的形象。
進入大學后，李文婷覺得，大學像是又上了一遍高中，兩個地方的環境很相似。但她的心態已截然不同，“你總要認識比你更優秀的人”。
李文婷最喜歡的一部電影是高中電影課上看的《穿普拉達的女王》。在女主人公身上，她能找到很多共鳴。女主人公初入社會，面臨職業、生活等等困境，也是逐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過怎樣的生活。
甚至連研究生畢業找工作，她都不再焦慮。校招是學校、公司、自己簽定三方就業合同。因為簽完合同到入職前，雙方都不能反悔，所以決定簽合同前，同學們輾轉反側，異常焦慮。李文婷則內心堅定，她明確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對于去銀行柜臺工作，一些同學覺得研究生做這個有點不甘心，但她覺得，普普通通的生活挺好的，下班后，有自己的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
從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畢業后，陳楚喬去年加入了電影《逍遙游》的劇組，這部電影改編自東北作家班宇的同名作品。陳楚喬擔任場記，在現場記錄拍攝的每一條素材，然后將它們轉達給剪輯。
陳楚喬很喜歡現在的工作。《逍遙游》殺青后，她在朋友圈寫道：“殺青了，又是這樣，經歷了很多，抓取的很少，但始終被愛與快樂包圍著。”
高三時，周子其和李亮坐著討論未來的規劃。李亮問周子其之后做什么，周子其說，無論去北大還是香港讀書，他希望把金融、經濟、銀行作為一生的職業。雖然他很喜歡歷史，但家人希望他比現在過得更好。爺爺將他們家從村里帶到了市里，然后周子其的爸爸將家從地方帶到了北京，他們希望周子其也能往上跳，一節一節地往上跳。
周子其在辯論會上。
對于周子其的選擇，李茂和一位老師在辦公室展開了討論。“如果周子其的家境很一般，甚至是一個中低產階層的家庭，他有這樣的想法，我們覺得他很好，因為他改變了自身的命運。”李茂站在辦公桌后，手指敲擊著桌面，說道，“像周子其這樣的學生，批判精神一點都不缺，他為什么沒有激情？他是找不到他如何和這個世界發生關系。（對于十一學校）我的理解，你教得再好，你如果沒有一點社會情懷，其實這樣很沒有價值。你無非就是為一些中產階層，他們的后代，提供一個升學服務，很可憐的。”
高考考砸了，周子其沒讀成金融這樣的熱門專業，而是進入北大歷史系。周子其形容在北大是一個重新認識自己是普通人的過程。
北大的一些老師則令他失望，他稱之為“PPT Reader”，“他的課件可能用了五六年，甚至十年都沒變過”。
他發現歷史系本科畢業也很難找工作。“研究所你絕對去不了，因為一般都是博士起步。如果你去中學當歷史老師，也幾乎沒有人要，因為現在像十一基本上是要博士，碩士都很少。”于是，他又去修了經濟的雙學位。
但他陷入了嚴重的自我價值懷疑。嚴重時，他出現了軀體化，比如胸悶、頭疼。他從大三開始吃藥，一直吃到研究生畢業。
他一邊吃醫院開的藥，一邊做心理咨詢。做心理咨詢，最觸動他的一個點是，“作為人，我們被愛，不是因為我們對誰有特別的價值，而只是因為我們是一個人，所以會得到別人的愛”。
他去年6月份回國，和現在的女朋友交往3年了。“我們之間的關系，我不能說我們沒有給彼此提供額外的價值。但我相信，即便我們把這個價值拿掉，我們還是能互相支持。”
他覺得十一學校就像一個烏托邦。“在十一，有事我們可以直接找校長，但現實是，我們給居委會主任發短信都不見得回我。”
周子其從北大畢業后，還是和歷史專業告別了。碩士時，他到芝加哥大學學習公共政策。歸國后，他入職學而思，一個月就又因“雙減”失業。
現在，他進入一家留學公司做咨詢顧問。他覺得也許命運會在你人生的某一階段像過山車一樣走到一個高峰，但人生也總有平緩的時候。
2017年，李茂離開十一學校以后繼續研究中國學校的變革和創新。回想十一，他說：“只是做升學輔導，那么你占有這么多資源，你的價值在哪里呢？在北京市，這是一種有天花板的競爭，即這些學校來分配固定的清北名額。總體來講，它不是一個增量競爭，是典型的內卷。競爭不會帶來整體價值的提升。而這與十一的行動綱要，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才、有社會擔當的人才相違背。”
李茂覺得，不止十一學校，只要是學校，培養普通人都是不夠的。他喜歡英文里的表達“make a difference”，他想起李開復那句話，“如果世界因你而不同，你就不是普通人。哪怕是為家庭做貢獻，那也不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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