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星（加拿大精英私校規劃申請）創始人，棒呆加拿大（美本藤校規劃申請）聯合創始人，心理學碩士。這是我的自留地。

(資料圖片)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揭示中國青少年抑郁癥的比例達24.6% 。

我在《 奮力扶娃，娃卻雞不起來 》一文中，也寫到：一位在上海做了10年的美本顧問說，因為“高競爭”加“高孤獨”，這幾年孩子越來越脆弱，越來越迷惘，沒有目標感，沒有自主性，基本上就是家長讓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沒有主動性和探索性。

于是幾天前，我在朋友圈和群發布了這樣一個小調查：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我們的下一代似乎比我們這代人要脆弱敏感很多。

你同意嗎？

你覺得原因是什么？

78位家長給出了回復，其中6位明確表示不同意，3位表示說不準，剩下的88%表示同意。

我又去問了幾名西人和幾名青少年。西人們紛紛表示家里的孩子比起當初的自己，下一代嬌氣了很多。而青少年們也表示，自己真的蠻迷惘的、對努力和堅韌的意義產生了懷疑。

結合家長們的答復，我花了一周時間查數據，并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積極心理學又捋了一遍 —— 大約查閱了20個比較權威的定量研究吧，

交叉驗證的結論是“Yes”。

先上我制作的導讀圖表。

詳細分析原因前，先總結家長在育兒方面如何應對“下一代更脆弱敏感”的趨勢：

家長適當克制什么都為孩子準備好的欲望，讓孩子多參與決策和后果的承擔。

1. 經濟下滑沖擊青少年心情，

后疫情時代家長對孩子多包容

首先，因為兒童極少有抑郁癥，所以這里只采用青少年的數據。

其次，好幾位家長認為中國的青少年抑郁數據癥采集有斷層、不是編年體且統計口徑不同，于是我采用了美國的青少年抑郁癥數據。

接著，又有2位家長認為“抑郁”這事太主觀，不同家庭不同文化都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定量調研也不能作為采信數據。

最終，我決定采用美國健康部官網的青少年自殺傾向和自殺率的編年體數據。

下面這張是1991年-2017年之間，9-12年級美國青少的自殺傾向和自殺嘗試圖表。

大家可以看到，“認真考慮過自殺”的青少年并不是一條向上的斜線，而是在1991年是峰值，然后一路下跌，直到2008年又開始回升。（ 我查過不同的數據，趨勢都類似。）

很多家長都認為：下一代的生活物質條件比我們的時代好太多。當物質生活太優越，下一代經歷的挫折和磨難就少，就越嬌氣。

然而，2009年的美國社會是比1991年（18年前）更為經濟富足、生活條件更好，但認真考慮自殺的高中生卻顯著下降。

社會經濟的發達，并不導致青少年更脆弱、對生命的欲望更低。

事實上，恰恰相反，當整體的社會經濟下滑時，青少年會面臨更為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我在上圖中 用灰柱色塊標出了美國經濟危機的時間，可以明顯看到1990-1991年的美國經濟危機期間，美國青少年有嚴重的心理健康危機，后來經濟復蘇繁榮，考慮自殺的青少年逐年減少。

直到2007美國再次遭遇經濟危機，考慮輕生的青少年比例立即在2008年開始反彈。

下面一張美國青少年的自殺率情形類似。“經濟危機”的灰色圖標是我加上去的，大家可以明顯看到，當社會經濟下滑、形勢不景氣，局面不穩定，青少年的自殺率陡然上升。

這兩張圖雖然統計口徑不同，但趨勢是一樣的，都揭示了社會經濟大環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

之所以花比較多的篇幅討論，是因為在世界局勢動蕩的后疫情時代，還是有重要借鑒意義的。

也就是說， 社會經濟發達、物質生活富足時，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響小；

而社會動蕩、經濟下滑、諸多企業裁員破產時，比如疫情后期的當今社會，對世界觀正在成型的青少年的心理沖擊就很大。

這兩張圖都沒有疫情2020年以來的新數據。但根據其他的相關研究，如Ipsos益普索調研公司在加拿大研究：疫情以來的3年，社會動蕩、經濟不景氣，青少年的抑郁傾向是更為嚴重的。

我上一篇文章《 疫情后期，家長如何幫助孩子走出心理倦怠 》講得就是：孩子容易在長期網課后發生學習拖拉、注意力渙散等常見狀態，家長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調整/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先把親子關系建設好。

此外，上面這兩張圖還有個共同點，就是2012年經濟危機結束后，青少年的自殺傾向/自殺率并沒有像1991年經濟危機結束后大幅度回落，而是繼續一路上升。

這是為什么呢？

2. 社交媒體帶來信息大爆炸，

和他人比較產生壓力和焦慮

與1990-1991年的經濟危機相比，2007-2012年的經濟危機還伴隨著社交媒體的火箭般的發展。

statista.com/statistics/273476/percentage-of-us-population-with-a-social-network-profile/

其中，年輕人是社交媒體使用者中增長最快的。

pewresearch.org/internet/fact-sheet/social-media/

也就是說，2012年，美國經濟危機已經結束了，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卻開始顯現。

這可不是我的胡亂聯系，而是有非常多的科學研究所證實了的。

2017年，圣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Jean Twenge在《Teenage depression and suicide are way up》中寫道：

上下滑動看全文

在 2010 年至 2015 年的短短五年內，在大型全國性調查中，感到無用和不快樂（抑郁癥的典型癥狀）的美國青少年人數激增了 33%。青少年自殺企圖增加了 23%。更令人不安的是，13 至 18 歲的自殺人數猛增了 31%。

我們的分析發現，我稱之為“iGen”的 95后青少年，比他們的千禧一代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

在搜索了幾項大型調查以尋找線索后，我發現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追溯到青少年生活中的一個重大變化： 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突然崛起。

由于 2010年至 2015 年是經濟穩定增長和失業率下降的時期，經濟不景氣不太可能是一個因素。

從 2010 年到 2015 年，青少年花在家庭作業上的時間也幾乎沒有變化，有效地排除了學業壓力的原因。

然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智能手機擁有量在 2012 年底超過了 50% 的門檻——當時青少年抑郁癥和自殺率開始增加。到 2015 年，73% 的青少年可以使用智能手機。

不僅智能手機的使用和抑郁癥同時增加，而且在網上花費的時間也與兩個不同數據集的心理健康問題有關。我們發現，每天上網 5 小時或以上的青少年比每天只上網 1 小時的青少年出現至少一種自殺風險因素的可能性高 71% 。

兩項研究都發現在社交媒體上花費更多時間會導致不快樂。第三項研究隨機分配參與者放棄 Facebook 一周與繼續他們通常的使用。那些避免使用 Facebook 的人報告說，在周末時感覺不那么沮喪了。

有人說，社交媒體和電視媒體都是屏幕輸出，電視時代開啟的時候，專家也擔心人們變成沙發土豆、綜合思考能力下降，甚至喊出“娛樂至死”，但我們其實都活得好好的。

那社交媒體對人的影響是不是也被夸大了？

a

社交媒體引發信息量爆炸

電視媒體是“高成本制作 + 單向傳遞信息”，屬于單點的發散傳播，信息的傳遞接受量有限，人們也不能主動搜索信息。

而 網絡媒體的“便捷性”讓人人都能上傳內容、人人都可以是自媒體，信息傳遞成多點爆發、形成信息大爆炸，而且人們還可以主動搜索、或被動推送接受信息。

國際教育媒體的吳慧雯在回復我的問題時說：

我認為是信息爆炸讓下一代變得更敏感脆弱。雖然，被過度關注的成長環境，伙伴關系單薄，外部探索環境缺乏導致的自我體驗不充分，還有與學業有關的單向度評價，這些都是原因。但這些問題我小時候就開始有了，唯獨一點，我們小時候在信息爆炸這條上還好，所以我把信息爆炸放在第一位。 我自己感覺是這種環境下孩子的深度思考和消化一件事的能力真的很難建立。

其他家長也留言：

知識大爆炸挑戰人腦的生理極限；現代生活方式下人和人社會關系的疏離；信仰缺失

以前信息接觸少，整天傻吃傻玩，現在孩子們很小就懂很多，是不是對人生的思考與感悟也比同齡的上一代更早更深？

b

社交媒體引發自我和他人的比較

此外，電視里出現的人要么是電視臺的專業人員、要么是專業演員，總之和咱們普通人沒啥聯系。

而 社交媒體中，熟人的“風采展示”占了很大的比例。

這是因為網絡媒體有“互動性”，從而讓傳媒有了社交的屬性，社交媒體上不僅有不認識的陌生人，更多的是自己認識的身邊人。

“點贊”和“粉絲”成為人們發圈的重要動力，并且 不惜余力地美化所展示的生活，博取關注，形成眼球經濟和網紅經濟。

所以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大爆炸，不僅是信息極其豐富，而且往往帶有自我美化的濾鏡，濾去了真實生活里的曲折和丑陋，讓人們難以直視自己生活中的缺憾。

最重要的是，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上聯系最密切的，往往是身邊的同學和好友。

而身邊人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的，往往又是那么光鮮亮麗、快樂順遂，讓 青少年對世界的認知產生了偏差，以為生活就應該是別人所展示的那樣，而自己的失敗是因為自己的無能，產生很大的挫敗感和無力感。

有一名幸福學的導師說：“想要不幸福，就去和別人比較吧。”

他當時舉了個例子，讓讀者先想象工作的年薪加了50%，自己感受如何。

這時一般人們都會說很開心、很快樂、很滿足。

然后，他再告訴你，現在你的信息量擴大了，你得知：

你的加薪幅度是整個部門最低的，別人大幅漲薪還有豐厚的年終獎。

這時人們的情緒立刻由快樂轉為沮喪、甚至憤怒。

事實還是那個事實，并沒有改變，但人們為什么會情緒有那么大的變化呢？

因為信息量擴大后，人們有了比較，而且是和身邊人比較。

研究表明，和身邊人比較時，如果明顯超過他人時，人們會產生自我滿足感；如果明顯低于他人時，人們會產生挫敗感。

c

信息量豐富 + 與他人比較 = 慢性壓力

很多家長在我的小調查中，提到 下一代面臨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內卷，認為這也是造成下一代更為敏感脆弱的原因。

其實，“信息量豐富 + 與他人比較” 就是造成整個社會越來越卷的原因之一。

我們這一代讀書時，父母掛在嘴邊最多的是 “鄰居家的孩子”。他們也只知道鄰居家的孩子，也只把我們和鄰居的孩子比較而已。

我們自己的信息也主要局限在班級和學校，外界有什么學霸和學神值得我們學習，我們不太了解，也沒有什么比較。

而現在不僅孩子處于信息的海洋，父母也處于信息的海洋，父母對孩子的比較不再限于鄰居家的孩子，而是世界各地的牛娃。這無形之中，給整個家庭都帶來了壓力。這不，最近眾多媒體還把中國娃和印度娃給比上了。

有位堅持“快樂素質教育”的媽媽，在號稱“人均百萬年薪”的小紅書上學習帶娃，結果發現小紅書上的娃個個都是天才，她徹底emo了，焦慮到不行，給娃加了一堆補習班，最后不得不卸載了小紅書。

其實， 很多“天才”僅僅是父母只記錄了孩子的高光時刻，并發布在社交媒體上。

例如朋友說，她4年級的娃數學很普通，但有天她女兒解出了一道數學難題，她很高興地po在了朋友圈里，結果幾天后發現大家對她女兒的風評就變成了：“數學小天才，4年級就能輕松拿下初中數學。”還有不少家長前來取經，搞得她啼笑皆非，說娃99次做數學都抓耳撓腮的，就這一次靈光突現、被我發到了朋友圈，咋還引起了其他家長的焦慮呢。

社交媒體，正是這樣一場信息大爆炸的“成功秀”，讓人們在艷羨旁人“人生贏家”的同時，降低對自己的滿意和幸福感，產生慢性壓力。

不僅對孩子，也對父母造成焦慮的情緒。

而青少年因處于世界觀成型的階段、又在社交需求的高峰，他們會特別在意自己的外貌、是不是受歡迎，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會特別長、并羨慕他人的好身材、好容貌、有趣或成功的經歷等等，因此特別容易有慢性壓力。

3.社交媒體讓交往更便利，

也容易減少真實互動和身體活動

除了引發比較的壓力，也有人認為，社交媒體降低了線下人際關系的真實互動。

不過很多人并不同意這點，表示社交媒體讓人際交流變得更方便，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世界變成了地球村。

2016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的Moira Burke對1200名Facebook使用者進行了縱向研究，她針對用戶在Facebook上的一系列行為（比如點贊、私信、評論等等），分析了它們和幸福感、連接感的關系。她發現：

當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接收私人化的、定向的溝通內容，通常是一對一的溝通，會有利于孤獨感的減輕和幸福感的提升。（我們都喜歡讓好友伴侶多給自己發消息是有道理的）

當人們在社交網絡上接受廣播式交流，即瀏覽信息流上的朋友最新動態、如看到別人在國外游玩的照片、新做的午餐、孩子的成就等等， 會降低人的連接感和幸福感。她的實驗發現，看別人的facebook頁面會讓人產生更多的抑郁情緒。（因為社交媒體以成為自我展示的渠道）

Moira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建議是：

提高社交的質量，而不是數量。

最終我們都要回到線下生活。

積極心理學的兩位泰斗— 哈佛教授沙哈爾（Tal Ben-Shahar）和美國心理學會長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 —也都反復強調 高質量的人際關系是對幸福感極其重要。

在Christine Ni老師的幸福工作坊中，我有幸觀看了沙哈爾教授的系列授課，受益匪淺。他講道：

關系是幸福的頭號測試指標。

人類關系從電子產品中受益，并與我們所愛的人保持聯系。

但因為科技產品的成癮性，讓人們沉迷于虛擬世界，損傷了真實關系的質量和數量。

一對對情侶面對面坐著，但手里各自拿著手機。青少年一起出去玩的情況越來越少了，他們更有可能關注手中的虛擬屏幕。

虛擬網絡和社交媒體的盛行，導致了用虛擬關系代替真實關系，用眼球運動代替全身運動，用有害的分心術代替健康的專注。

然而，1000個factbook好友，并不能替代一個永遠的好朋友。

體育鍛煉的減少顯著造成了抑郁的上升。

而且，無法專注于當下我們內心或眼前的一切，也是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沙哈爾教授花了很長的篇幅來解釋“不運動就像吃抑郁藥”，并強調幸福感主要取決于線下的人際關系、而不是線上的人際關系。在此我不贅述教授的論證過程，咱們記住結論就行。

00后、10后作為數字原著民，生活重心從線下往線上轉移、從原子世界往虛擬世界傾斜，家長需要做的不是減少和限制他們的網絡使用時間 —— 畢竟北美中學都是用電腦教學做功課，家長要限制孩子的社交媒體使用時間非常困難。

但 家長可以鼓勵孩子有個運動的愛好，畢竟運動不僅能改善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還能促進孩子的身體發育。

如果 孩子不愛運動，家長可以發動全家、或者發動孩子的好友多參加戶外活動。陽光光照能顯著減少人的抑郁—— 這也是為什么美國的心理醫生會建議抑郁癥的來訪者多去佛羅里達曬太陽。

正如摘星的Laura老師所說：“Gen Z 在社交媒體中長大，在游戲中理解人際關系，愛好公平，研究能力卓越，非常有同情心。但是他們在虛幻世界時間非常多，沒有足夠閱歷和實際經驗解決“沖突”問題，因此會看起來脆弱。”

4. 精細化養育，

低壓力下的散養 vs 高壓力下的圈養

在我的小調查中，約 有7成的朋友認為下一代的脆弱離不開家長自己的責任，把孩子保護的太好、太周全，導致孩子成為暖房里的花朵經不起風浪、糖罐里泡大不夠皮實、蜜罐中長大沒受過挫折教育。

確實，幾十年前世界各地都是每家好幾個孩子，能吃飽穿暖快樂長大就不錯了，做家長沒有什么育兒的焦慮感。中國家長大概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對孩子精雕細刻，美國中產階級則更早一點。

Parent（家長）這個詞，在美國從七十年代開始，普遍具有了動詞的形式，可以寫成 parenting —— 意思是作為家長對孩子的操作。

80年代開始，精細育兒（intensive parenting）開始普及。大批的父母認為需要時刻監管、教育孩子。《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2 0 1 9年一篇談及精細育兒的文章里指出：“如此一來，父母們使勁兒把每個下午、周末都填滿，給孩子們報各種興趣班、補習班，還有各種旅行運動比賽。”

在中國，1980年開始推出獨生子女政策，家長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了一個籃子里，更加劇了家庭精細化教育的趨勢。

你的 parenting 技能怎么樣呢？育兒已經成了一門學問，再加上市場細分越來越發達，有很多老一輩聞所未聞的講究。

比如，我是嬰兒的時候，父母拿一瓶全家通用的潤膚爽給我涂、我的衣服和父母的衣服混在一起洗，滿地爬的時候周圍也沒有什么保護措施。

我家大寶是00后，我給他用嬰兒專用的強生寶寶油涂滿全身、嬰兒衣服分開洗，滿地爬的時候我先會覆蓋家里插座和尖銳物品。

到了二寶三寶20后，我被告知嬰兒的臉、身體、屁屁要用不同品牌的專業護理油、嬰兒衣服買專門的寶寶小洗衣機分開并消毒，爬的時候除了家里的環境保護、還要戴上護膝和海綿頭套。

這不是養孩子，這是供皇上啊。

這部分家長的回復都特別精彩，摘錄如下：

源起家長的過度保護，孩子們都是需要經歷挫折和坎坷才會學會真正的成長，過度保護會讓他們認不清現實社會，經不得風吹雨打。

因為跟我們比，下一代被保護關愛得比我們曾經的多，所處環境更加自由放松，所經歷的各種負面的事情也不多吧。

散養的和圈養的肯定不一樣。

從小被保護太好，按大人的要求成長，自我獨立性差。

從小受到關注和關愛太多，過多注重自己的感受，而不去關心周圍人，太自我，陷在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中。電子產品太泛濫，精神上空虛，身體能力差。保護太好，一有挫折就是天大的問題，過不去。

下一代被我們家長保護的太好，沒有受過太多挫折和磨難，所以有一點點小困難就崩潰了。

父母刻意屏蔽了很多成人世界中的現實困難，展現給孩子的都是富足和單純溫馨環境。但孩子們的世界也一樣危機重重（孩子視角），只能用他們自然的孩童的原始方式處理，這就會出現暴力、恐懼、萎靡、崩潰等幼兒時期特征的表現，而孩子不知道這是否正確，成人還無法理解怎么這么小的事孩子就這樣了。

很多人生活目的性太強，目的性導致細密的安排，從而導致容錯率低。畢竟我們是生命，活著本生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無目標的時間，無目標的陪伴是重要的。

這里推薦一本書《園丁與木匠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作者是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發展心理學教授，也是這個領域全世界最頂尖的學者。她一生的研究都圍繞兒童、兒童的成長以及兒童的認知展開。

作者認為： 家長跟孩子，是一種關系，而不是一個操作。

做家長不是做木匠去生產產品，而是做園丁，是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讓孩子自己好好成長，并學會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因為幫助孩子探索和試錯是家長最重要的責任之一。

說實話， 這本書我第一次讀的時候，覺得西方教育書不符合中國家庭的實際情況—— 大部分家里就一個娃，誰敢就讓他們這樣自由生長？

后來疫情三年，太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原本按部就班、穩步前進的生活，突然就被卷入亂流中，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

再加上有了二寶三寶，我又在家里種了不同的植物，這時重讀《園丁與木匠》，無限感慨：是我膚淺了！

育兒其實有個根本的矛盾，就是探索和收獲（explore/exploit）之間的矛盾。前者要求開放試錯，后者要求收斂專業。

精細化育兒，實質是風險控制，減少了生活的復雜性，但同時也提高了孩子的脆弱性。

解決這個矛盾的策略就是小時候要多探索，長大以后再專注于收獲。

《園丁和木匠》認為：6歲以前，養育孩子的重點不是掌握某一方面的技能，而是讓他學會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人的童年期那么長，就是為了學習探索和試錯，應對生活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所以幼兒父母的任務就是提供一個環境讓孩子探索。他們可以無責任地隨便折騰，變復雜，以期適應未來多變的環境。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呢？

從腦科學角度來講，青春期的孩子動力系統澎拜，但控制系統（大腦前額皮層）發展滯后 —— 除了自然生長，控制系統還高度依賴學習和經驗。

試錯就是個好辦法。如果你做出過一些錯誤的決定，吃虧了，你就會學會下一次如何做出正確的決定。在實踐中吃一塹長一智，你就會慢慢變得成熟，這個成熟的過程就是你的控制系統成長的過程。

當然等到青春期才開始試錯，成本有點高。但晚試錯好于不試錯，如果孩子一直不能主動做決策，他就一直沒法成長和成熟。

關于精細化養育，還有家長提到：因為下一代被保護的太好，獨生子女加精細教育，形成了孩子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這也讓他們變得更容易受打擊：

所有的目光和資源都放在他們身上，從小就被期于“必須優秀”不允許平庸，這一代未必比我們快樂。

這一代的孩子沒有被需要的感覺 沒意義沒價值感。

如果這一代人指的是我們在中國的一代人，那其中一個原因是責任感的缺失。我們包括之前很多代人，活著是為了責任。現在進步在可以不背負他人的責任，但代價是那份堅韌也就消失了。

在岸見一郎的《被討厭的勇氣》中，他也提到 “ 幸福=貢獻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Do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 當孩子總是接受來自長輩的幫助，他就容易習得性無助，不僅以自我為中心，而且覺得這個世界缺了他也沒什么，容易產生消極情緒。

相反， 孩子如果能為他人貢獻一些什么，在家里做家務、遛狗、在學校里幫助他人、做志愿者等等，他都會感受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 是被他人所需要的，從而產生人生的意義感。

好了，文章又寫長了，就此打住。總結家長在育兒方面如何應對“下一代更脆弱敏感”的趨勢：

家長適當克制什么都為孩子準備好的欲望，讓孩子多參與決策和后果的承擔。

孫穎康 (Rebecca)

專注于升學規劃和心理健康的成長教練。讓孩子成才，家庭成長。

摘星教育（加拿大精英私校規劃申請）的創始人，棒呆加拿大（美本藤校規劃申請）的聯合創始人

天賦優勢及職業興趣的認證咨詢師，心理學碩士和心理健康大使。

旅居過新加坡、英國、加拿大、美國, 了解熱門留學國家的教育優劣，有橫向的大局觀。

經歷過跨越階層的變遷，了解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生狀態，有縱向的認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