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縮小差距既是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的應有之義，也是降低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阻力，推動東盟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這其中，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十分重要，并在建立質量標準、加強高水平大學質量保障建設、增加成員覆蓋面、加強對高等教育欠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幫扶及國際合作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東盟高等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但是與世界其他高等教育較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同時，東盟內部各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也存在不均衡。未來需要從東盟一體化發展角度，加強正式機制建設，加大成員國和各大學的參與度和貢獻度，并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對區域內發展滯后的大學及高等教育欠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幫扶和支持，推進東盟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全面提升。

為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應對大國威脅，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東南亞各國通過創建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以加強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技術、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在高等教育領域，東盟通過加強各國教育行政部門之間的合作和區域層面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建立，整合各國高等教育體制與高等教育資源，努力推動各成員國之間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東盟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增強了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是東盟教育合作的重要內容，自東盟成立以來，便得到了各國教育行政部門和大學的高度重視。建立高等教育質量基準，并通過對高等教育質量的評估和監測來縮小高等教育發展差距，成為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政策的重要方向。

一、為什么要縮小差距？

東盟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整體不高，東盟各國高等教育發展也參差不齊，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高等教育較為發達，文萊、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高等教育發展相對落后。因此，縮小差距既包括縮小東盟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差距，也包括縮小東盟內部各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差距。而作為一個聯合體，東盟通過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建設以縮小內部各國和東盟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有著特殊意義。

（一）縮小差距是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的應有之義

一體化理論最早由美國學者多伊奇（Deutch）提出，其核心理念是系統功能主義，強調共同體的系統交互作用與特殊功能，主張通過多種跨國、跨區域渠道，采取共同措施，在特定領域實現全面合作。 [1] 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是指東盟各國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自愿結合成高等教育合作組織的過程、狀態、結果和趨勢。 [2] 2000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非正式首腦會議決定實施東盟一體化（IAI）工程，突出和凝聚東盟的集體力量，縮小東盟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提高東盟的競爭力。2001年，東盟成員國在越南河內舉行了主題為“縮小發展差距，為更進一步接近東盟一體化做準備”的外交部長會議，發表了《河內宣言》，為解決發展差距提供了路線圖和政治承諾。宣言指出：“我們決心共同努力，促進有效的合作與互助，以縮小東盟成員國之間以及東盟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促進該地區的動態和可持續發展，促進我們各國人民的繁榮。”因此，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是均衡發展的一體化，而縮小差距，正是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題中之意。

（二）縮小差距是減少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阻力的需要

教育質量參差不齊是實現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的現實障礙，如果放任差距不管，會降低各成員國及大學對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的參與度。以歐盟為例，其高等教育之所以世界領先，既與其有一批領頭羊大學有關，也與其高等教育基礎質量相對較高、教育質量相對均衡有關。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各國家、地區高等教育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若不實現東盟內部高等教育質量的整體提升，縮小東盟內部各國及東盟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差距，東盟地區高等教育將無法形成虹吸效應，在有限的資源流入情況下，可能導致東盟內部各國高等教育競爭大過于合作，阻礙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

（三）縮小差距是東盟地區高等教育達到并保持高標準教育的必然要求

《東盟大學網絡質量保障指南》卷首語的第一句話就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機構不僅要滿足市場對能夠在跨文化環境中工作的人才的需求，還要肩負著促進學術卓越和專業進步的使命。東盟質量保障網絡必須努力發展，以達到和維持高標準教育，這種高標準教育不僅是針對某個特定國家，而且是針對整個東盟地區。 [3] 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不局限于“規定輸入、過程和結果以滿足最低限度要求的期望和措施” [4] ，更是著眼于通過東盟高標準教育的努力，實現東盟在世界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才競爭力的提高及推進人類學術進步，而這一過程，實質上也就是縮小東盟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東盟內部各國以及各大學之間發展差距的過程。

二、東盟質量保障如何縮小差距？

（一）建立質量標準和質量保障指標體系

為響應高標準教育的要求，東盟開展了強有力的質量保障運動。在大學層面，個別大學制定了自己的質量標準，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教育部制定了績效合同，確定了大學尤其是研究方面的內部基準，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卓越的指標 [5]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于2000年制定了自己的質量保障體系CU-QA84，包括教育機構、科學研究、學校管理機構及學術服務機構四種不同類型的質量保障體系，并不斷對該質量保障體系進行完善，逐漸增加了教學任務（CU-CQA）、研究任務（CU-RQA）、學術服務任務（CU-SaQA）、服務和支持任務（CU-SsQA）等方面內容，同時不斷加強外部評估標準的制定，通過與外部機構的比較使其教育質量得到承認。 [6]

在國家層面，東盟國家政府已將教育質量保障作為一項國家議程，各國先后建立自身的國家資格認可體系，以馬來西亞為例，馬來西亞資格框架（MQF）于2002年開始制定，2007年正式推出，它根據一套國家認可的基于國家最佳實踐的標準，對所有高等教育的資格和學術水平進行分級，并規定了學習成果水平、最低的學分要求和每個學分的學習時數。 [7] 越南制定了包括基本辦學指標體系、高等教育質量評估指標體系、高等學校培養課程質量評估指標體系等在內的質量評估指標體系，對高等學校辦學條件、辦學質量和課程質量進行評估和監測。 [8]

在區域層面，成立了東盟大學聯盟（AUN），并在聯盟大學內部建立了東盟大學聯盟質量保障（AUN-QA）體系，確立了區域內部共同的質量標準，也就是后來的《AUN-QA吉隆坡標準》，包括質量保障系統、教學與學習、研究、服務、倫理、人力資源開發6項一級標準、24項普通標準及70項評估指標。2011年，AUN頒布了《AUN課程級實際質量評估指南》，對AUN-QA模型進行了全面闡述：機構層面的戰略質量保障，包含大學的使命、目標、目的、政策計劃、管理、人力資源、資金等11項標準；內部質量保障包含11個標準，涵蓋內部質量保障框架、檢測儀器、評估工具、質量保障流程、質量保障工具以及后續改進活動6個領域；課程層面的質量保障側重于輸入、過程和輸出三個維度質量的教學和學習，包括預期學習成果、課程規范、課程結構和內容、教學和學習策略、學生評價、學術人員素質等15項標準。 [9]

（二）加強東盟高水平大學質量保障建設

AUN成立于1995年，匯集了東盟各國最好的大學。1998年，第4次東盟大學聯盟董事會（AUN-BOT）討論通過創建AUN-QA，重點是評估AUN成員大學的教學、學習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旨在通過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制的建設以及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的實施，促進AUN成員大學保持高標準發展。2000年，AUN第9次董事會會議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召開，會上簽署了《AUN-QA曼谷協議》。該協議以承認和尊重大學成員之間的環境和制度差異（包括文化和個體資源）為基礎，本著合作精神制定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標準和機制，旨在推動質量保障體系的發展，建立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和自我監督的管理機制和統一標準，通過提高成員大學的教學和科研質量，提高成員大學的整體學術能力，并提供一系列的質量保障措施、指南和指導方針，最終形成成員大學、東盟高等教育機構和國際機構之間的多方互認標準。多年來，AUN-QA已經發展成為成員大學了解彼此系統的堅實基礎，保持了每個機構的獨特性，同時促進了成員之間的成本分擔和專業知識共享。

此外，為了提高評估的質量，AUN-QA評估員經過嚴格篩選，其不僅具備較高的能力素質、相應的職業學術證書，而且在領域內被公認為誠實、正直和可信。AUN-QA評估員必須參加AUN-AQ秘書處的培訓及教育評估計劃的研討班，在培訓中參與者編寫自我評估報告（SAR），并親臨一所知名大學現場觀察AUN質量評估。 [10]

（三）擴大質量保障體系在成員國內部的覆蓋面

AUN-QA自2012年起向非AUN成員高校開放，只要其符合AUN-QA規定的標準和要求，便允許其申請成為QUN-QA準會員。意向大學想成為準會員，必須符合以下標準：建校至少10年；大學已經通過國家質量保障機構或負責大學注冊或管理的相關部門的認可；大學至少有2名代表參加過AUN-QA第一級培訓（針對課程評估的質量保障培訓課程，旨在介紹AUN-QA系統并增強參與者的質量保障知識），理解有關AUN-QA系統相關知識；提供AUN-QA相關實踐證明，包括實施質量保障系統和程序、參加AUN-QA組織的培訓等。 [11] 2013年，AUN-QA僅有2個準會員，到2021年便迅速增加到121個，且每年保持著增長趨勢（見圖1）。

圖1 AUN-QA網絡準會員年度擴張趨勢圖

（數據來源：AUN-QA歷年年報）

除了擴充會員，東盟內部還非常重視質量保障經驗的共享。一方面，AUN-QA秘書處目前提供兩級培訓：第一級是完成項目評估的AUN-QA培訓課程，旨在介紹AUN-QA系統并增強參與者的質量保障知識；第二級是AUN-QA評估員培訓研討會。這兩項培訓不僅針對AUN成員大學，AUN-QA準會員和非AUN成員大學均可以參加。另一方面，AUN-QA首席質量官研討會從2001年4月開始，每6個月召開一次，會上各成員國大學相互交流、借鑒本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經驗。例如，2002年3月，第三屆AUN-QA首席質量官研討會在緬甸仰光舉行，此次研討會主題為“質量保障實踐：最佳教學，最佳學習”，重點是分享教學和學習中的良好實踐。在2002年10月的第四屆AUN-QA首席質量官研討會上，首席質量官繼續討論AUN-QA在研究、服務、道德和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面的良好實踐，促進成員大學之間的經驗分享。

（四）加強對高等教育欠發達國家的幫扶

亞洲開發銀行致力于實現亞太地區的繁榮、包容、有彈性和可持續的發展，同時持續努力消除極端貧困，針對文萊、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等高等教育欠發達國家，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對各國教育發展提供資金、政策和技術援助，并長期關注高等教育領域中各國的高等教育以及職業技術教育的建設和質量提升。制定人力資源開發戰略框架和行動計劃，其中第一階段（2009—2012年）的主要工作是對食品加工、物流和機械三個領域所需技能制定技能和資格互認框架，并制定技術和職業教育培訓標準互認制度；第二階段（2013—2017年）的主要工作是與ASEAN、AUN、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區域高等教育與發展中心（SEAMEO-RIHED）合作，進一步加強柬埔寨、老撾和緬甸的大學內部質量保障能力，并在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大學中試點評估亞洲學分轉移系統框架（ACTFA），建立GMS大學聯盟。在這過程中，AUN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其組織的大約80%研討會有來自102所大學的296名參與者參與，AUN還協調完成了柬埔寨語、老撾語和緬甸語的質量保障手冊制定，這些活動使GMS國家人們更好地了解質量保障體系，促進質量文化建設，創建質量保障從業人員網絡。 [12]

（五）加強國際合作，構建與國際接軌的質量保障機制

東盟質量保障體制的建設和不斷完善離不開國際合作。首先，東盟質量保障項目是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德國校長會議（HRK）和德國波茨坦大學與來自東南亞和歐洲的合作伙伴——東盟質量保障網絡（AQAN）、AUN、歐洲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協會（ENQA）和SEAMEO-RIHED的聯合倡議。 [13] 其次，東盟各國不少專業認證機構選擇加入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構國際網絡（INQAAHE），成為其正式會員，包括菲律賓特許院校認證機構、大學協會認證委員會、學校學院和大學認證協會，越南國立大學認證中心、大學與學院協會教育認證中心、教育測試與認證總局、教育質量保障研究所，泰國國家教育標準和質量評估辦公室等。 [14] 最后，東盟還與歐盟就質量保障領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合作。2003—2006年，東盟與歐盟開展了質量保障的合作，目的是開發國際認可的AUN-QA系統，探索合理的質量保障與評估標準，并通過與東盟—歐盟合作項目在兩區域內開展質量保障的合作。 [15] 2008年，為協調與促進東盟高等教育的共同發展，歐盟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提出建立區域質量保障框架，希望通過區域質量保障框架的建設促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促進學生流動，加強區域學分系統以及質量保障體系建設。2015年，東盟與歐盟達成戰略合作與幫扶協議，正式啟動了“歐盟對東盟地區高等教育援助計劃”（European Union Support to Higher Education in ASEAN Region，SHARE）。SHARE的總體目標是“加強區域合作，提高東盟高等教育機構質量，提升區域競爭力和國際化水平，促進東盟共同體的發展”，預期成果包括：實施東盟高等教育協調戰略問題的政策對話；支持東盟資歷參照框架和東盟區域質量保障的制定；通過東盟和東盟—歐盟學分轉換系統實現學生在東盟內部和東盟與歐盟之間的流動。 [16]

三、東盟高等教育差距縮小成效如何？

綜上，為縮小東盟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發展差距，促進內部高等教育均衡發展，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做出了諸多努力，以下從東盟高等教育規模變化、QS大學排名情況及學生流動來觀察東盟高等教育近些年的發展情況，以對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實施效果做出評價。

一是從高等教育規模來看，高等教育規模的變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高等教育規模的大小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并不是呈絕對的正相關，即高等教育規模越大不等于發展水平越高，但是它能夠很好地反映一個國家和地區在某一個歷史階段內的高等教育發展速度。本文從高等教育招生數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來探討東盟高等教育的規模變化。在UIS.Stat數據庫中進行檢索發現，文萊、老撾、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四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18年以前數據相對較齊全，其余六國數據缺失較為嚴重，故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采用此四國數據，以反映東盟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大致變化情況（見圖2），而緬甸、柬埔寨和新加坡三國的高等教育入學規模數據缺失較為嚴重，且總體來說，各國2018年之前數據較為齊全，為降低對整個區域入學規模變化的準確性的影響，故僅對除緬甸、柬埔寨和新加坡在內的七國2018年之前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數進行統計（見圖3）。總體來說，東盟四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整體呈上升趨勢，東盟七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也整體呈上升趨勢，但是近幾年增長速度放緩。

圖2 東盟四國高等教育毛入學變化趨勢圖

（數據來源：UIS.Stat）

圖3 東盟七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變化趨勢圖

（數據來源：UIS.Stat，菲律賓2000、2007年，越南2004年，泰國2015、2017、2018年數據缺失，在圖中作零處理）

二是從大學排名來看，2022年QS世界大學排名，共有36所大學排名前1000名，僅有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11）、南洋理工大學（排名12）和馬來亞大學（排名65）三所大學排名前100，其余大學均排名在100名以后，其中排名在100～300、300～500、500～700、700～1000的大學數量分別為9、7、8、9所，反映東盟大學整體水平不高，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存在較大差距。從國家分布來看，世界排名前300名的大學主要分布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文萊五國，其余五國大學世界排名均在300名之后（見圖4），反映東盟各國內部仍存在較大的發展差距。從大學排名變化來看，鑒于東盟大學世界排名整體相對不高，本文采用QS亞洲排名，對東盟2021年度QS亞洲排名前300名的大學（共計56所）自2014年以來的排名變化情況進行統計分析（排名有升有降計為波動）（見表1）。結果顯示，32所大學排名上升（占比57.14%），11所大學排名下降（占比19.64%），13所大學排名起伏波動（占比23.21%），表明近年來，東盟大學質量有所提升，其中，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三國較多大學排名上升，泰國、菲律賓較多大學排名下降，東盟各國大學發展不均衡現象較為突出。此外，即便是號稱匯集了東盟最好的30所大學的組織AUN中，也有柬埔寨皇家法律經濟大學、金邊皇家大學，文萊大學等大學尚未進入QS亞洲前300名，即便進入前300名的泰國清邁大學、菲律賓馬尼拉雅典耀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等也出現了持續的排名下降。

圖4 東盟十國QS世界大學排名前300大學分布情況

表1 進入QS亞洲排名前300名的東盟大學排名

變化一覽表

三是從學生流動來看，學生流入最能反映一國和一個地區高等教育的世界地位，圖5是2000年以來東盟各國學生流入情況，從地區流入總數來看，東盟地區學生流入總體呈現波浪式變化；從學生流入國來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最主要的學生流入國，其他國家學生流入較少；從各國的學生流入年度變化來看，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國作為最主要的學生流入國，流入數相對比較穩定，其他國家波動不明顯。因此，從學生流入情況來看，東盟各國學生流入數存在明顯的不均衡，東盟對留學生的吸引力也沒有明顯的增強。

圖5 東盟各國高等教育學生流入情況一覽表

（數據來源：UIS.Stat。個別數據有缺失，如菲律賓2009年后學生流入數缺失，新加坡2007年之前學生流入數據缺失，柬埔寨2007年后學生流入數據缺失）

綜上，無論是從高等教育規模，還是從大學排名或者是學生流動來看，東盟近些年高等教育有所發展，但是發展較為緩慢，東盟大學整體水平不高，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存在較大差距，東盟各國及各大學之間差距也較為明顯，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國家和大學之間的水平差距，還包括發展速度上的差距。

四、評價與啟示

盡管東盟為了縮小各成員國以及東盟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發展差距，在質量保障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成效不高，表明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工作存在很多尚待改進的空間。當然，簡單地將東盟各國高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歸咎于質量保障工作有失偏頗，畢竟一個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取決于歷史基礎、財政投入、治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但是質量保障本就是服務于質量提升而存在的，尤其是東盟作為一個應對大國威脅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全體成員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提升是東盟地區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應有之義。本文從縮小差距這一視角來考察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政策和措施，并不是為了對其做出評價，而是試圖從質量保障政策角度尋求原因和改進策略，從而讓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政策更好地服務東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進程。

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還處在最初的框架搭建和完善階段，更多地是通過內部交流和外部合作，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制定區域內部的質量保障政策，促成“成員大學、東盟高等教育機構及國際機構的多方互認標準” [17] 。也就是說，現階段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工作重點是促進學歷學分互認，從而促進人員流動，服務東盟各國經濟往來合作的需求。因此，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早期主要是課程層面的評估，從2007年開始，由各高校自愿進行，它的目標是為了各高校教學和學習的持續改進和質量提升提供建議，以促進大學質量保障框架的實現。直到2014年6月18日，在主題為“通過大學質量管理推動建立有希望的東盟社會”的第六屆AUN校長會議上，才強調從課程層面的質量評估轉到機構層面的質量評估，關注大學質量的提升。而在實施層面，各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合作主要包括合作制定標準、合作進行評估人員培訓、進行質量保障經驗分享及評估過程中其他國家和大學評估員的參與等，對于學校層面的質量提升作用不大，尤其是對于那些資源有限和發展水平本就不高的學校，幫助作用更是幾近于無。此外，受“東盟方式”影響，各國對待正式的機制化建設持十分謹慎的態度 [18] 。因此，東盟質量保障所出臺的相關政策和制定的標準指標，更多的是倡議和參考，不具有強制性，各國處在一種比較疏離的合作關系之中，是否參加質量保障活動以及質量保障活動的推進進程全由各國自主決定，這也不難理解為何AUN-QA課程評估從2007—2020年僅僅開展了166項，并且國家僅僅局限在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5國 [19][20] ，表明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更多是東盟地區高等教育較發達國家的獨角戲，參與者和覆蓋面并不多。

東盟各國除了進一步增強國際合作、增加高等教育財政投入、提高高等教育治理水平之外，在質量保障方面，需要進一步凝聚成員共識，加強深度合作的正式機制建設，加大成員國和各大學的參與度和貢獻度，進一步擴大質量保障體系在成員國內部的覆蓋面。同時，需要進一步完善質量標準和質量保障指標體系建設，將質量保障的工作重點切實落實到問題診斷和質量提升方面，尤其需要重點考慮發展較滯后的國家和大學質量保障標準建設問題，推進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活動落地生根，切實發揮質量保障對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促進作用。此外，還需從東盟一體化發展角度，加強區域內部的優勢互補，集中力量建設一批高水平大學，同時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對區域內發展滯后的大學及高等教育欠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幫扶和支持，推進東盟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全面提升，縮小成員國內部以及東盟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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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張振江.“東盟方式”：現實與神話[J].東南亞研究，2005（3）:22-27.

[20]AUN.AUN Annual Report(2019-2020)[EB/OL].[2022-03-15].http://www.aunsec.org/aunannualreport.php.

作者簡介：饒佩，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世界教育信息》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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