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系統梳理了我國2006—2020年關于“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的主要研究成果，并總結了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在國別研究中的主要特點。研究顯示，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相關學術成果在總體數量上呈增長趨勢，并基本形成了以師范類高校和外國語類高校為主、綜合類大學有所涉及的研究集群。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輸送的研究領域呈現出多學科的研究特點，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為主，缺乏實地研究。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的國別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并主要呈現出三大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養的美英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輸送的日韓模式；上下聯動，人才培養與輸送并重的瑞法模式。

21世紀以來，各國聯系和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作為各國參與全球治理、開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行為主體，國際組織已成為制定國際規則、協調多邊事務、配置國際資源的重要平臺和機構。 [1] 自2012年以來，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 [2] 但與此同時，我國向國際組織輸送的人才數量較少、代表性不足、職位層級偏低、話語權受限，國家利益難以得到充分維護。為有效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我國重視國際組織這一關鍵參與路徑，增強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傳播能力和統籌協調能力。 [3] 由此，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已成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大戰略性問題。本研究以我國2006—2020年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分析主要國家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方面的主要模式、具體做法與經驗教訓，為我國構建符合國情、獨具特色的人才培養、選拔、儲備與輸送模式提供一定借鑒。

(資料圖)

一、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研究的主要特征

為全面考察我國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本研究選取中國知網作為數據來源，以“國際組織”和“人才”作為篇名用詞或者關鍵詞進行搜索。由搜索結果可知：2006—2020年，相關期刊論文共計44篇，其中，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期刊文章共計17篇。

（一）年度發文量

2006—2020年，總發文量為44篇，年度發文量均值約為3篇（見圖1）。這說明，雖然我國對有關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領域的研究成果在總體數量上呈增長趨勢，但該領域還未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將2006年作為統計分析元年，主要是因為知網上收錄的關于國際組織人才培養主題的文章最早發表于2006年。該文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際合作局張永濤和張英蘭撰寫，介紹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通過與國際理論物理中心（隸屬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國際科技組織）的合作，共同培養青年科學人才。

圖1 2006—2020年年度發文量（單位：篇）

2006—2016年，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相關文章僅有8篇。2007—2013年，一篇未有。2017年以后，發文量顯著增長，從每年5篇左右增長到每年10篇左右。2017—2020年，共發表了36篇文章，是前10年發文總量的4倍多。這說明我國學術界對于該主題的研究比較滯后，該主題在近5年期間才得到了我國學術界的關注，并且熱度不減。

我國學術界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領域的發文趨勢，與我國對于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的總體政策的變化與發展有關。2010年，我國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加強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組織教育政策、規則、標準的研究和制定”，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 [4] 之后，國家部委、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等響應國家規劃，為培養和輸送更多的中國人才進入國際組織出臺了一系列具體政策。2013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教育部人才工作協調小組2013年工作要點》，提出要參與實施“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計劃”，研究制定鼓勵和支持政策，積極培養和推薦教育系統的優秀人才到相關國際組織任職。2015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提出配合國家戰略和人才科技教育發展規劃，加強培養國際組織人才等要求 [5] 。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從2016年至今，每年度發布一版《國際組織實習項目選派管理辦法》，詳細規定選派計劃和條件，為符合條件的人才提供資助，這為我國培養和輸送國際組織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2017年，教育部印發《教育部關于促進普通高校畢業生到國際組織實習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切實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搶抓機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強政策支持、指導服務、人才培養和組織管理，把培養推送高校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任職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上述文件的印發，為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輸送實踐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期刊分布

44篇相關文章刊載在32種期刊（見表1）。其中，刊載篇數大于1的期刊有6種。這6種期刊的發文數量總共為18篇，占比41%，其他期刊發文數量占比為59%。除《世界農業》外，其他5種期刊皆為教育領域的學術期刊。《比較教育研究》的發文量最多，是刊登該領域文章的重要學術平臺。此外，當前研究成果的刊發較為分散，在期刊平臺方面尚未形成穩定、成熟的學術聚焦。

表1 期刊分布統計（單位：篇）

（三）研究機構

本文對發文作者所屬的研究機構進行統計（見表2）發現，這些作者分屬于37個一級機構中。發文數大于1的有11個機構，其中師范類大學2所，外國語大學3所，綜合類大學4所。這說明，該研究領域基本形成了以師范類和外國語類高校為主，綜合類大學有所涉及的研究集群。

表2 主要研究機構發文數（單位：篇）

在發文數的機構統計中，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的刊文數最多，各為5篇。北京師范大學和四川外國語大學緊隨其后，各為3篇。這4個機構的刊文數共計16篇，約占總刊文數的36%。這4所高校成為該研究領域的主要研究陣地。

對于發文數量最多的4所高校的分析可知，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發表文章的主要二級研究機構均集中在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四川外國語大學的研究則分布在多個學院，如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和日本學研究中心，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等，都參與了該領域的研究。

（四）研究學者

從研究學者來看，該領域發表論文的研究者共計77人次。發表論文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共4人，分別為張民選、閆溫樂、賈文鍵和宋國華（見表3）。其中，發文量最多的張民選和閆溫樂均來自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由此可見，上海師范大學已經初步形成了該領域的研究團隊。另外兩名學者分別來自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四川外國語大學。此外，盡管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數量較多，但總體上對該領域持續深入進行研究的作者數量較少。

表3 主要研究學者的來源機構和發文數量

在對77人次作者的學科背景進行統計后發現，在高等教育、人才學與勞動科學、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三個學科的作者人次大于5，可知這三個學科對該領域的關注度最高（見表4）。其中，高等教育學科背景的學者最多，有23人次。其次是人才學與勞動科學，為15人次。最后，政治學學科背景的學者有8人次。此外，還有27人次來自其他學科，可見該領域受到了多學科學者的廣泛關注。

表4 研究學者的學科分布

此外，在獲取的44篇論文樣本中，單獨作者論文共21篇，占樣本總數的48%；多位作者論文23篇，占樣本總數52%。數據表明，該領域研究者的合作程度較高，然而絕大部分作者都源自同一單位，整體呈現出較為封閉的特征。

（五）關鍵詞

在對44篇文章的關鍵詞進行統計后發現，有10個關鍵詞的出現次數大于1（見圖2）。其中，4個關鍵詞的出現次數大于等于5，分別為“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國際組織人才”“全球治理”。除去搜索時所使用的關鍵詞“國際組織”和“人才”，目前的研究集中關注于對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以及其與參與全球治理的關系方面。

圖2 關鍵詞分布圖

文章的關鍵詞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國際組織與國家發展倡議，二是人才的培養到輸送的一系列過程。第一種類型是人才培養與輸送的行為主體或行動指南，其要求通過培養輸送相關人才來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第二種是針對前者所采取的措施，即按照人才選拔、培養、儲備、輸送等過程，建立完整的人才產出體系，以滿足前者提出的要求。

（六）基金來源

課題和基金顯示了國家和政府層面對于某個研究領域的重視程度。以國家社科基金（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全規辦）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項目數據庫為基礎，以“國際組織”作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結果顯示，全規辦的課題項目有6個，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課題項目有22個。其中，專注于“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課題基金共有4項。在本文44篇論文中，文章中提到的相關基金來源去重后一共有5項（見表5）。

表5 課題與基金來源統計

由表5可知，專注該領域的課題與基金，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包括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省市課題基金以及各個大學的自主課題。各個課題的負責人也是該領域表現活躍的重要研究學者。課題與基金的申請年份集中在2010年以后，表明該領域在近十年的表現比較活躍。

二、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國別研究的主要模式

中國學術界在研究“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時，約1/4的文章是關注其他國家的做法。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文獻呈現出如下特點。在涉及國家方面，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瑞士和法國等發達國家，缺乏對欠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文獻以案例研究和二手文獻為主，缺乏一手文獻和實地研究的材料。從文獻所呈現的主要研究內容和結論來看，世界主要國家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方面，主要呈現出三大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養的美英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輸送的日韓模式；上下聯動，培養與輸送并重的瑞法模式。

（一）美英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養

美國和英國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方面呈現出高校表現活躍、注重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的特點。目前已有的研究內容也主要集中在高校層面，即人才培養方面。這些研究從主題上來說，側重于培養理念、課程建設、師資建設和實習實踐四大方面。

人才培養理念作為人才培養實踐活動的基礎，為課程設置、師資建設、實習實踐等提供了明確的指導方向。美國高校在人才培養的理念方面，尤其注重培養學生的領導力 [6][7] 、理論聯系實踐的能力 [8] 、現實關懷能力 [9] 、公共服務能力 [10] 和問題解決能力 [11] 。

優質合理的課程為美國高校畢業生進入國際組織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美國高校在課程建設方面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緊扣全球治理與議題，契合國際組織方向 [12][13] ；構建跨學科、跨專業的知識結構 [14] ；必修與選修課程豐富、技能與方法課程多樣，通識與專業課程合理搭配 [15][16] 。

師資建設同樣是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關鍵所在，是培養優質人才的重要保障。目前已有研究發現，美國高校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師資建設方面，注重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理念，教師團隊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17] 。例如，徐夢杰與張民選在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行研究時指出，該學院具有“知行合一”的世界一流教師團隊 [18] 。閆溫樂、郝丹丹、周慧敏等，在對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發展專業、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喬治城外事服務學碩士學位項目等研究的基礎上，均發現其教師團隊不僅具有相關專業的學科背景，而且具有豐富的國際組織經驗 [19][20] 。

實習實踐作為培養國際組織人才的重要手段，受到了美國高校的重視。很多高校積極與國際組織開展合作，注重搭建人脈網絡，有效利用國際組織資源，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21][22][23][24][25][26] 徐夢杰和張民選還指出，美國高校富有挑戰性和激勵型的校園氛圍和各類專業活動也是其培養高質量人才的決定因素。 [27]

相較對美國的研究而言，目前對英國的研究較少。最有代表性的是郭靖的研究，其對聯合國系統、世界銀行、經合組織、歐盟委員會、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等國際組織中，具有英國高校教育背景的24位高級官員的履歷進行分析，發現其履歷特征為在英國就讀高校層次水平較高、在國際組織就職崗位與所學專業匹配度高。 [28] 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發現，英國高校培養國際組織人才實踐的特點是：對國際組織人才進行專業培養，并提供國際組織課程指導與就業服務，如開設專門課程、開展專題活動、提供就業咨詢服務等。

（二）日韓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輸送

相較美英模式而言，日韓模式的特點是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輸送。日韓政府從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選拔到輸送，構建了一套完整的體系。

在人才選拔方面，日本采取的方式較為多元化。徐婧等人在比較中日兩國有關聯合國系統下國際公務員的資料后發現，日本主要通過四種方式進行國際組織人才選拔：一是獨立項目，即通過運作國際公務員的獨立項目來實現人才選拔；二是個人申請，即個人可以通過網上申請等方式，以個人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國際公務員中的一員；三是人才庫，通過國際公務員考試的日本人員信息將被錄入該國的人才庫，當有空缺職位時便可直接從中選拔任用；四是信息庫，個人通過注冊相關國際機構網站獲取招聘信息，同時政府也可以將個人信息作為依據來選拔任用人才。 [29]

在人才輸送方式方面，日本政府積極作為。首先，由日本外務省主管輸出人才，其中國際機構人事中心為主要機構，其官網對國際組織的各項人才計劃進行詳細介紹，并不定期舉辦在職日籍國際公務員座談會；其次，日本將國際型人才培養納入教育改革，1974年以來，日本外務省國際機構人事中心開始實施“初級專業人員計劃”（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 Programme，以下簡稱JPO計劃），經過筆試、面試，選拔出特定專業的優秀人才。日本政府通過提供資金支持和人才獎勵機制等，為35歲以下的日本青年赴國際機構工作創造條件。符合條件的人才將選派到相應的國際組織工作兩年，薪酬由國家承擔 [30][31] 。日本通過向國際組織增加派遣青年專業職員，提供政策、資金支持等方式構建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派遣體系的做法不僅增加了日本派遣的人員數量，而且提高了國際組織人才層次 [32] 。

除此之外，在培養輸送國際組織人才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始終作為強有力的后盾，通過積極外交為本國吸引有力的資源。日本不僅通過實施政府開發援助加強國際組織外交，還通過加大吸引國際組織入駐的力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國際組織中氣候、環保、脫貧等領域的外交能力和議題設置能力 [33] 。

相較于日本而言，目前我國對于韓國的相關研究數量較少。有關韓國的已有研究同樣多集中于政府層面。與日本相似，韓國同樣主要依靠JPO計劃來對國際組織人才進行選拔和輸送。韓國制定了選拔和輸送的中長期目標，形成了相對完備的工作機制和人才事務管理體系，并且有針對性地建立人才庫。同時，韓國政府也加大宣傳力度，吸引和鼓勵青年人到國際組織任職，鼓勵和支持韓國籍管理干部崗位人員與相關國際組織負責人等建立人脈網絡，提供國際組織交流聯系平臺，組建公關團隊吸引國際組織落戶 [34] 。此外，韓國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也是韓國獲取國際組織中的高層職位的重要原因。例如，自2005年起，韓國政府積極在安理會理事國之間頻繁游說，潘基文的成功當選與韓國政府的外交努力緊密相連 [35] 。

（三）瑞法模式：上下聯動，培養與輸送并重

相較于美英模式和日韓模式而言，瑞法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上下聯動，培養與輸送并重。除政府外，瑞士和法國的高校、民間機構、社會組織也積極參與到其中，從各個層面和角度支持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和發展。

人才培養和選拔作為人才輸送的起點是瑞士政府開展相關活動的前提。瑞士有針對性地制定了培養計劃，為國際組織輸送所需人才，如“國際組織青年職員培訓計劃”。其具體做法包括提供相關信息、進行個別輔導、大使館提供實習機會和崗位空缺情況、舉行計算機等級考試等。 [36]

在人才輸送方面，瑞士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瑞士政府將國際組織視為外交利益。瑞士積極主辦國際會議，申報聯合國政治機構和委員會成員國，派遣國際組織專家團成員，并為國際組織中青年人才的發展創造各種條件 [37] 。二是瑞士政府大力支持公民進入國際組織工作的政策非常明確 [38] ，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本國相關部門競爭國際組織理事會要職和高層關鍵崗位，并通過各種渠道積極推薦本國具有國際影響的人士和優秀專家到國際組織高層任職 [39] 。

此外，瑞士還發揮駐地比較優勢，提供充裕的財政支持、辦公條件、金融服務和政策優惠 [40][41] ，吸引國際組織落戶并簽署就業協議的雙贏戰略 [42] ，充分發揮其總部優勢。瑞士政府還充分利用民間資源，通過授權民間機構提供國際組織就業指導服務 [43][44] 。

法國擁有龐大的國際職員群體，然而目前我國對于法國的相關研究成果較少。僅有北京外國語大學宋碧珺和王壯壯對法國的情況進行了研究。宋碧珺對法國的國際職員培養和輸出的戰略架構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法國在架構完善、人才養成、輸送渠道、資源維護方面具有優勢。在架構完善方面，法國設立主管機構，協調內外資源；籌建行業協會，增強凝聚力。從職位捕捉、關系維護到人才推薦，做好全面準備；確保從本國國際職員到國際組織人事部門的信息渠道通暢，不斷自省和提高。在人才養成方面，法國啟動專項培訓、實行定向委培；目光長遠，培養專家型職員。在輸送渠道方面，法國以資金換崗位，搭建合作平臺；人才庫職位庫建設并行，雙向推薦。在資源維護方面，法國實現了人才、崗位、雇主的多向互動機制，推動職員晉升、優化職員待遇 [45] 。王壯壯通過研究發現，法國高校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方面具有注重提高專業水平、培養外語能力、注重實習經歷、鼓勵出國留學的特點。在人才輸送方面，設立專門的國際公務員事務處，出臺職業發展路徑指導意見；提供個性化指導以及互動式建議；提供信息咨詢、數據庫建設、搜索引擎和財政撥款等多方面的支持措施。 [46]

三、結語

本文對2006—2020年關于“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輸送”的文獻進行了描述統計分析，并總結了該領域國別研究的主要特點。研究顯示，雖然有關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領域的研究成果在總體數量上呈增長趨勢，但該領域還未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我國學術界對于該主題的研究比較滯后，該主題在近5年才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且熱度不減。當前研究成果的刊發較為分散，在期刊平臺方面尚未形成穩定、成熟的學術聚焦。該研究領域基本形成了以師范類和外國語類高校為主、綜合類大學有所涉及的研究集群。此外，盡管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數量較多，該領域也受到了多學科的廣泛關注，但總體上對其持續深入進行研究的作者數量較少。

從國別研究的現狀來看，第一，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瑞士和法國等發達國家，缺乏對“弱國強外交”模式的研究。在已有的發達國家研究中，對于美國、日本和瑞士的研究較多，對于英國、韓國、法國的研究比較少。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文獻以案例研究和二手文獻為主，缺乏一手文獻和實地研究的材料。第三，從文獻所呈現的主要研究內容和結論來看，世界主要國家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方面，主要呈現出三大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養的美英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輸送的日韓模式；上下聯動，培養與輸送并重的瑞法模式。

從目前已有的三大主要模式來看，盡管相關研究同時涵蓋了人才培養和人才輸送兩個方面，但總體而言，多集中于政府層面，因此對于人才輸送的相關研究較多。在人才培養方面，已有研究集中在培養理念、課程建設、師資建設和實習實踐四大方面。在人才的選拔和輸送方面，各國的做法既有相似點，也有不同點。值得關注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戰略層面，政府高度重視。目前，無論是何種模式的國家，都把本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程度視為重要的外交利益，尤其是對于較高職級的管理層職位，更是不遺余力地爭取。第二，從戰術層面，政府積極作為。比如，政府通過設立專門機構，多方聯動，搭建平臺，整合資源，在職位捕捉、信息提供、培訓指導、數據庫建設、資金支持、推薦任職、關系維護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根據各國國情，進行差異化競爭。美英兩國，作為世界主要國際組織的創始國，依靠其綜合國力，基本保持了其傳統優勢。瑞法兩國積極利用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國際組織落戶，充分發揮了總部優勢。而日韓兩國，充分利用JPO計劃，以資金換崗位，以援助促外交，取得了后發優勢。第四，構建政府、高校、社會聯動的系統體系。無論是何種模式的國家，都不僅是依靠某個部門或者機構的力量，而是融合了政府、高校、社會的多方力量，共同推進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選拔和輸送工作。

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輸送”的研究領域還大有可為。一是要加強國別研究。研究者不僅要關注在國際組織中具有傳統優勢的發達國家，而且要關注在國際組織中表現活躍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對于各個國家的具體研究，除了文獻研究和統計資料以外，還要爭取能夠獲取一手的實地調研和訪談資料，加深對于國別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另外，無論是何種模式的國家，研究者理解和研究其在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實踐，都不宜局限在技術層面來理解，而要“道”“器”結合，深入其文化、歷史和價值理念的內核，來理解其行為和實踐背后的原因。二是要加強對于本國的研究。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對于我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輸送的研究多聚焦在人才培養方面，對人才選拔和輸送的研究較為有限。就研究方法而言，同樣存在二手文獻為主，一手文獻有限的缺陷。研究者要同時加強國別研究和國內研究，知己知彼，從而推進我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實踐，為提高我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和參與程度積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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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覃云云，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教育學院講師；李鎣妍、吳岳欣，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世界教育信息》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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