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勝過教育學：評中國的“新教育實驗”
文 / [美]唐納德?伯格（Donald A. Berg）
(資料圖)
摘要：蓋洛普民調顯示，在世界范圍內，由于中小學教育中的“遠離學習”會進一步導致職場中“遠離工作”的問題，這會給全球生產力帶來每年高達7萬億美元的損失。朱永新教授在他的China’s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一書中，講述了遵循他們的原則的創新學校所取得成功的各種故事。近年來在教育領域鮮為人知的心理學研究發現，將有助于進一步解釋朱教授的新教育實驗為什么能取得成功。通過將重點放在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度上，應用新教育實驗原則的學校既能幫助學生取得學業成就，又能使其“過上快樂、完整的教育生活”。展望未來，所有的教育變革，無論它們發生在哪里，都將面臨著挑戰。在新教育實驗中，這些學校在迎接不可避免的挑戰時采用的一種積極的潛在方法，比如對這些學校所使用的科學的心理環境測量方法的價值，本文也進行了討論。
關鍵詞：參與 ; 動機 ; 教育創新 ; 自我導向教育
作者簡介
唐納德·伯格（Donald A. Berg），美國深度學習倡導者聯盟執行理事(Executive Director)，教育心理學研究者、選擇性教育實踐者，致力于將學習心理學與教育政策相融合，從而使政策不再對學習產生破壞影響。他在引導孩子們進行自主教育方面有著超過20年的經驗，也曾經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鄉村免費學校教過心理學。代表作有Schooling for Holistic Equity: How to Manage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K-12。
目錄概覽
一、教育的問題所在（The Problem）
二、解決問題的途徑（Addressing Engagement）
三、管理與教育（Governance and Education）
四、中國的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五、自我導向教育（Self-Directed Education）
六、學習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七、保持創新能力（Maintaining Innovations）
八、結語
一、教育的問題所在（The Problem）
如果以主要教育結果來定性的話，那么世界上絕大多數中小學都會被貼上“遠離學習”（Disengaging）的標簽。而學校里的“遠離學習”（Berg, 2019, pp. 3?5;Hastings & Agrawal, 2015）會進一步導致職場里“遠離工作”（disengagement in the workplace）的問題。蓋洛普民調顯示，這一問題給全球生產力帶來了每年高達7萬億美元的損失（Harter, 2017）。無論學校教育的宏觀目標是培養工人、重建社會，還是實現自我、改善社會等，學校最基本的任務是系統地幫助學生提升學習（a school system must systematically facilitate learning）。而中小學教育的“遠離學習”卻在本質上削弱了孩子們的幸福感和學習能力。實際上，世界上的許多學校不僅沒有幫助學生提升學習，反而阻礙了他們的進步，這是非常諷刺的。即使學生在這樣的教育系統中通過考試、取得好成績、拿到學位，“遠離學習”的學生們學習到的頂多只是一些皮毛。放眼全球，不乏此種不僅沒能最大化地提升孩子們的學習反而是適得其反的學校教育體系。盡管這樣的學校也會經常獎勵學生，但這些學校占主導地位的淺層次學習模式所鼓勵的，通常是那些溫順地服從教導或者走過場的行為。深層次學習（Deep Learning）是指正確掌握學科知識，進而能終其一生將所學所獲用于發明革新或者實現更有價值的社會貢獻。但是這樣的深層次學習非常少見，令人憂心（Caplan, 2018）。
二、解決問題的途徑（Addressing Engagement）
英語媒體對社會問題長篇大論、痛心疾首的報道通常忽視了中小學教育中“遠離學習”和淺層次學習問題。好在這一趨勢沒有蔓延下去，多位教育家為克服其中暴露的問題做出了重要努力。例如，蒙臺梭利教育法的創始人瑪利亞?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將觀察孩子們的興趣作為她在意大利選擇課堂材料過程的一個核心部分，這一做法非常著名；英國教育家A. S. 尼爾（A. S. Neill）創辦了著名的夏山學校，開設的都是選修課程，這意味著只有當學生想參與某項課程時才會出席；在中國，朱永新教授勇擔改革大旗，發起“新教育實驗”，這也是他的《新教育實驗》（China"s 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 2019）一書中的中心觀點。與其他大多數教學法的革新相比，“新教育實驗”的實踐范圍要大得多，因而在反對基礎教育“遠離學習”的斗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朱永新教授也曾態度鮮明地表示，學生和老師的共同參與對實現他的新教育構想至關重要。
盡管勇于創新的教育工作者已經采取多種不同的方式開展他們的教學法實踐，然而這些教學法對學生和老師課堂參與度的影響卻并不完全可靠，收集適當心理學證據對這些影響進行論證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與成績等級、測試分數、院校錄取和獲得學位相比，學習動機和參與度方面的心理學研究更能影響教育的質量。但是人們主要還是以學習成績等次等指標為依據評價學校的改革效果。這種評價標準盡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正確。動機和參與度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使我們明白，想要正確評估各種教學法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需要將學生的心理狀況列入研究范疇。直到近期，隨著科學的測試方法的出現，學校才能夠對學生的心理狀況進行衡量，因而前面提到的錯誤評估標準也并不令人意外。現在是時候用不同的方法來管理我們的學校系統了，就從定期在學校進行經科學驗證的學生心理狀況測量開始。
對于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致力于教學法研究的我來說，這種重視心理學研究的主張是一個重大轉變。早期的我熱衷于教學法的創新實踐，并沒有涉及心理學領域。直到近年來與朱永新教授熟絡后，了解到他們在中國進行的教育革新（盡管按照我以前的教學法標準來說可能不能稱之為創新），我的想法開始發生改變。與我之前從事的教學創新相比，朱永新教授在中國發起的“新教育實驗”并不那么激進，但改革的方向非常正確。
從一名教學創新實踐者轉變為研究者后，我開始對自己欣賞的一些教學實踐進行心理學因素的研究，與此同時我還一直在學校改革領域開展研究探索。而直到最近我才發現自己在這個領域遇到了信息鴻溝，因為我幾乎不了解亞洲國家和地區開展的學校改革。作為一名美國學者，我可能被自己的刻板印象誤導了，認為亞洲社會和美國社會差別非常大，所以他們的教育機構和我們的沒有可比較性。由于長久以來受這種文化思維的影響，我需要更加努力、更加專注地尋找打破這種刻板印象的資源，而我也必須承認，到目前為止我的努力和專注度還不夠。
三、管理與教育（Governance and Education）
目前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主要刻板印象是普遍存在的官僚主義和社會分層。他們認為，在國家官僚機構的主導下，中國社會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國的國家機構有強大的力量，它雖然表現出了非常正面積極的形象，但還是會削弱人民的自主權。這當然是錯誤的論斷，但是如果英語世界里對中國扭曲的政治宣傳不斷發酵，人們便很容易得出這樣的錯誤論斷。（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在美國國內也遭遇同樣的扭曲報道。美國從憲法層面保護言論自由的一個后果就是，無論哪個國家遭到政治誹謗，美國都允許這些愚蠢言論的存在。）如果你懷疑一個國家是否可能向臣服于它的人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那么你自然會發現一個國家的教育系統同樣不能向學生和他們的家庭提供有價值的東西。一個由國家興辦和管理的學校系統是它擴大影響的天然途徑，這個邏輯非常簡單，因此，與國家有關的所有“壞事”也必然會在學校有所體現。那么，憤世嫉俗的家長們如果可以在公立和私立兩類學校間做選擇的話，不太可能會把他們心愛的孩子送進公立學校。
另外一方面，如果你開始認識到政府管理是一個普遍存在又無法改變的事實，而國家只是一個正式成立卻難以控制的社會復雜體，那么你便會欣然接受國家只是人類社會行為眾多自然延伸中的一個。就像人類個體會做出一些無效的行為，各類機構組織也容易偶爾表現出不稱職，甚至個別時候會爆發極端事件。這種更加切合實際的觀點少了一份刻薄，同時也意味著提升人類個體的幸福感和維護由個體構成的組織的利益都是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這些組織中就包括我們的國家和學校。而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二者之間達到平衡。
我認為，中國文化是將這種合理假設變為現實的好的實例。與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甚至是所有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長久以來都致力于平衡發展。和所有歷史悠久的國家一樣，中國也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成功。但目前在我看來，中國人民追求個體與集體需求的平衡才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原因。近年來，我在朱永新教授發起的“新教育實驗”和他的著作中看到了中國人追求“平衡”的體現，也吸引了我去關注他們的動向。
四、中國的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我開始關注中國的教育改革始于閱讀趙勇教授的幾本書（Zhao, 2009; 2012; 2018）。趙勇教授是一位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中國人，他是世界著名的學校改革方面的專家。他的書使我了解到中國的教育改革，并且發現中國的學校教育系統和全世界其他所有的教育系統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而中國教育也面臨一些特有的挑戰，比如他們與高風險考試的長期關系問題。我驚奇地發現，中國似乎正在逐步遠離高風險測試的教育路線，而美國卻在走上這條道路（盡管這種對高風險測試的熱情最近有所消退）。中國人民在某一時刻意識到了中國的教育體系極其出色地產出了錯誤的成果——他們可以培養出在考試中拿高分的學生，卻不見得能培養出社會需要的具備企業家精神、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的公民。朱永新教授表達了他對學校應試教育的態度，他說：“不要再抱怨應試教育制度了，讓我們享受戴著鐐銬跳舞吧。”（Zhu, 2019, p. 11）這確實是一條務實的教育改革之路。
2019年，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受邀參加了中國首屆深度學習年會的兩個工作坊。接到邀請之后，我著力于使自己突破曾經的無知，開始深入了解中國教育制度，以彌補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空白。接著我回顧了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中國教育歷史上留下的痕跡。作為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美國哲學家，他曾經于20世紀20年代前后訪問中國，對中美兩國的教育體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參加的其中一個工作坊的主題是基于近來心理學觀點對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進行的最新研究。我很開心，這一工作坊的三位主旨發言人都談到了杜威先生和他的教育思想帶來的影響。其中一位就是朱永新教授。在我知道他會在這次的工作坊上發言時，我就讀了他的幾本書，雖然沒時間找來他的所有作品去拜讀，但是他的參考書目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花了大量精力去閱讀麥格勞?希爾教育出版社（McGraw Hill Education）出版的《朱永新論教育》（Works by Zhu Yongxin on Education）系列叢書，這是我了解中國近年來的學校教育改革、彌補知識空白的開始。而這一系列叢書中的最新一本China’s 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更是記錄了“新教育實驗”多年來取得的重要成果。它由朱永新教授獨著，很多章節中的案例是由他的同事們在全中國不同學校進行實踐后提交給他的。這些案例展示了自21世紀初“新教育實驗”開啟后如何將其提倡的教育原則應用于實踐中，為人們了解這一教育改革行動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
我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我要為朱教授和他眾多的同事為“新教育實驗”做出的努力熱情助威，另一方面又需要提醒他們，教育革新的路上有一些障礙可能最終會威脅到他們的“新教育實驗”。目前我只閱讀了朱教授的三本書，尚不確定“新教育實驗”是否做好了應對大范圍內學校教育體系中固有的“潮汐力(tidal forces)”（譯者注：月球和太陽對地球上單位質量的物體的引力，以及地球繞地月公共質心旋轉時所產生的慣性離心力），不過我認為他們可能已經構建好了或者正在構建自己“堡壘”來抵御這種力量。
為“新教育實驗”的熱情歡呼來自于我對學習心理學的了解，特別是過去幾十年中科學所表現出來的強大力量對更深入學習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還沒有得到深度學習領域的明確認可，更不用說成為學校教育的主流。在更進一步展開心理學探討之前，我希望你們能先了解我是如何學習它的。
五、自我導向教育（Self-Directed Education）
盡管很多年前我參與的教學法創新實踐就屬于自我導向教育的大類（我從那時起就開始提倡這樣的教學法），但我才發現讓主流學校采取更激進的教學法并不能解決全球學校普遍存在的“遠離學習”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年中，我深入學習了學習動機和參與度心理學，我堅信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對學校師生的心理狀況進行測量和管理。
我主持的一項科學研究顯示，處于自我導向教育環境下的孩子們能夠保持他們的內在學習動機（Berg & Corpus, 2013）。我的研究是為數不多的幾項研究中的一項，這些研究為這一方向提供了重要證據，證明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部分學校環境中，學生們仍然能維持他們內在的學習動機和參與度（see also Van Ryzin, 2011; Van Ryzin, Gravely, & Roseth, 2009; Vedder-Weiss & Fortus, 2011）。這些為數不多的研究與幾十年來其他科學研究的結果截然相反，因為多數研究的結論是，無論經費來源和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各類主流學校的孩子們都不能保持他們的內在學習動機和參與度（e.g. Bouffard, Marcoux, Vezeau, & Bordeleau, 2003; Corpus, McClintic-Gilbert, & Hayenga, 2009; Gottfried, Fleming, & Gottfried, 2001; Harter, 1981; Hunter & Csikszentmihalyi, 2003; Lepper, Corpus, & Iyengar, 2005）。自我導向教育模型從開始就鼓吹自己是教育的最優選擇，然而他們的研究證據卻不夠可靠。不過我仍然認為自我導向教育的教學創新實踐值得提倡，仍然對它充滿信心，因為這些教學實踐為孩子們提供了更好的心理學環境。朱永新教授說過，“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不需要老師的教育”（Zhu, 2019, p. 124），這說明他理解自我導向教育的精神。由于對學習動機和參與度心理學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學校教育改革從完全聚焦于教學法的革新轉向提倡教育心理學創新實踐，不再過多關注教學細節。
盡管自我導向教育在美國和英國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名氣，但是對兩國主流學校的教育實踐卻幾乎沒有什么長遠影響和重大意義。斯坦福大學的拉里?庫班（Larry Cuban）教授在他的How Teachers Taught（Cuban, 1993）一書中寫道，包括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內，從1890到1990的100年間，美國進行了各種形式的學校教育改革，但是對其公立學校的影響微乎其微。這些改革為美國教育帶來了不少變化，但就公立學校教室里老師的授課而言，這些變化顯得微不足道。傳統教學法就像海浪一般，持續不斷地拍打海岸，沖刷掉教育創新的沙堡，只留下如從前一樣平靜的沙灘（心理學狀況）。如果你愿意蹲下來近距離看看這些“沙子”（教室中的師生關系），就會發現海浪沖刷后沙灘上依然留下了各種微妙變化。從遠處看，這片沙灘依然是平坦的一片，但走近以后便會看到沙灘上的起起伏伏。在英美兩國的學校教育體系中，國家幾乎不進行監督，自我導向教育的實踐已經進行了100多年。目前美國的教育系統中有大概8%到10%的學生就讀于私立學校，還有大約6%到11%（Council for American Private Education, n.d.; Ray, 2021; U.S. Census Bureau, 2021）的學生在家中接受教育（盡管這種教育分類方式容易讓人誤解，因為家庭以外的很多人也在教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成功的教育實踐和我們在教室里進行的學校教育也不一樣）。即使是在整個學校教育系統中的“保留地”，積極倡導自我導向教育的人依然是少數。若按照最好的估計，也只有不到1%的美國學生接受了某種形式的自我導向教育。大多數私立學校和家庭教育也不過是遵循教育系統的成人導向教育傳統。不同之處在于，私立學校和家庭教育環境不會通過周期性、強制性的挑戰和妥協打退他們中間的激進主義者。美國學校教育體系是很靈活的，這也意味著全美國各地的公立、私立學校、家庭教育和特許學校（公辦民營）中總會有自我導向教育的存在。但是自我導向教育模式在私立學校和家庭教育中更常見，因為他們的教育環境不容易受到國家教學事務的影響。所以，即使在絕大多數學校都因循守舊的情況下，仍然有少數自我導向的教育模式已經開展了長達113年之久。例如：瑪麗埃塔?約翰遜（Marietta Johnson）1907年在美國創辦的有機教育學校；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的夏山學校；以及1949年美國創辦的Play Mountain Place學校。而在其他地方創辦的更早的自我導向教育模式的優秀學校可能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在朱永新教授的一本書中他曾提過，受到尼爾夏山學校啟發，中國也曾經有過類似的學校，不過早已消失在時間的長河里。這就很好地證明了，成功的自我導向教育模式需要扎根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化優勢中。Stronach & Piper（2008, p. 7）在他們的報告中曾寫道：“……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美國曾有過600多所自我導向教育衍生的學校，而現在這些學校都消失不見了。”在采用自我導向教育模式的美國名校中，馬薩諸塞州的瑟谷學校是受到新英格蘭鎮民大會這一傳統的啟發而建立起來的。朱永新教授的觀點與此相吻合，他明確表示自己的教育改革行動不是丟棄中國文化，而是在孩子們出生時就需要履行的責任、兌現的承諾。中國的學校有義務與家長們一起去完成對孩子們的責任和承諾。“學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不再是一個知識的容器；而是讓學生被興趣指引、被樂趣激發，主動進行探索性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經歷與感受到科學家發現知識的坎坷與喜悅，從而內在地激發學生的潛力，提升教學的品質。”（Zhu, 2019, p. 55）這與夏山學校和瑟谷學校的理念不同，他們在學校與家長的關系上秉持的是與本國個人主義文化極為不同的態度。瑟谷和夏山是自我導向教育的模范學校，他們的教育模式非常獨特而且有價值，但是卻不適合大范圍地應用于整個教育體系中、取得良好的規模效應。而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實驗”，“目前，……全國有100多個縣市的3500余所實驗學校、超過370萬名老師和學生參與其中”（Zhu, 2019, p. 9），其規模和影響可以與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迅速發展起來的特許學校運動相提并論（White, Snydman, & Xu, 2020）。
六、學習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我對“新教育實驗”的贊許有兩個關鍵點，其一，活動自愿參與，其二，它是一個非政府組織。這兩點似乎無足輕重，但事實并非如此。提升參與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參加活動是出于自愿，心理學家將這一人類普遍需求稱為自主性。我們每個人對自主性的需求可以解釋為什么通過國家強制力進行的改革會充滿危機，進而產生一些有重要影響的意外后果。當遙遠的某地的某些官員使用強制權力來規定人們的行為時，人們服從的心理效應是不一樣的，這主要取決于個體對行政系統的不同信心（作為一國公民）和對當下形勢的不同理解（世界形勢）。如果你非常相信你的國家，那么面對危險你會服從規定，保護自己和所愛之人的幸福。你甚至會有些狂熱，自主地完成規定行為，就像是你自己決定這么做的。（對于那些徹底的反國家主義者來說，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他們也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相信國家，也不理解當下的危險狀況，那么你可能會覺得統治者的要求讓你不得不這么做，因而對此忿忿不平。我寫這篇文章時正處于新冠疫情爆發期，我所在的俄勒岡州和它北邊的華盛頓都頒布了居家令。我的搭檔喬伊斯飼養了一些美洲駝，最近我們需要將三只美洲駝運送到華盛頓。我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年輕女士，對于政府為了保護弱者不被新冠病毒感染身亡而采取的措施，她非常地鄙視和不滿。顯然她很不信任自己的國家，抱怨政府的措施“明顯”是弊大于利。我認為，非政府組織開展的民間教育改革，再加上自愿參與的活動性質，使“新教育實驗”能更好地鼓勵人們參與進來，進而成功地實施改革。也許學校選擇加入“新教育實驗”不是因為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而是因為他們的參加體現了一種自主性，并且這種自主性隨著活動的開展可以延續下去。
“新教育實驗”的核心原則之一是讓參與者積極主動地定期回顧他們怎樣應用這些教育原則。這樣的結果讓人們看到了“新教育實驗”的其他特點，更加證明了這項教育實驗是符合心理學發現的。
第一，“新教育實驗”沒有傳遞特定的教育內容，也沒有采用特定的教育技術，而是將其教育原則進行本土化應用。如果改革家對改革的內容規定得太過具體，那就證明他們還不太清楚人們究竟有多么強大的適應能力。內容過于具體的改革活動流露了改革者的信心不足，可能也會導致參與者的不信任。和自主性一樣，勝任力是人類另一個普遍性的需求。對教室里應該進行的活動細節做過多規定是對老師的不信任，也不利于學生發揮或者發展他們完成學習的能力。如果地方參與者沒有決定權的話，那么不管最終結果如何，他們都不會投入其中，還可能會對費力完成別人規定好的活動感到無聊甚至不滿。“新教育實驗”傳達的是教育原則，需要老師與學生商定如何實施這些原則。此外，“新教育實驗”還為師生提供資源，但是具體的決策和實施依然由各試點決定和開展。師生必須積極參與決策，并研究出實施決策的最好方式。
第二，“新教育實驗”不止呼吁行動還倡導反思。“學習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孩子們生性好奇、渴望學習。然而只有通過思考和反思，我們才能從書本里、生活中汲取智慧，繼續滋養我們的生活。”（Zhu, 2019, p. 122）朱永新教授反復強調，要開展活動也要做好活動反思，這才是整個過程的中心環節。反思有兩個好處，一是鼓勵寫作，二是使教育實驗的方法和目標保持一致。朱教授用“營造書香校園”這樣詩意的語言，向我們表達了校園中讀寫能力的養成應該無處不在。對于讀寫能力在人們創造美好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我認為這一觀點可能缺乏哲學依據，有些夸大其詞。但是我和朱教授一樣，認為學校的中心任務之一是教會學生讀寫，保證每位學生都能參與到文化活動中。我也認同讀寫能力的必要性，正如朱教授所說，“我們讓老師和學生們共同寫隨筆，不是為了把他們訓練成作家，而是要培養他們對生活的熱情”（Zhu, 2019, p.19）。
朱永新教授對師生之間平等關系的重視，打破了我對于中國師生關系理解的偏見。強調平等就是反對等級制度，因此使人質疑：對中國人來說等級意味著什么？然而，只需稍加反思便會意識到，將中國社會與等級制度劃等號是個過于簡單化的結論。在訪問中國期間，杜威先生發現了中國地方和國家管理制度有很大的區別。對數百萬平方公里國土上十幾億人口進行管理，國家政府機關需要擁有強大的控制力，實施一些嚴格的管理措施，而各地政府則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解采取多種不同的管理方式。杜威曾評論說，據他觀察中國人民的生活環境很民主。地方理應服從國家命令和管理，但和所有其他組織機構一樣，地方政府也受組織動力學影響，面臨同樣不利于其存在的隱患。
這是我為朱永新教授歡呼的關鍵原因。用朱教授自己的話來說，新教育是“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Zhu, 2019, p. 5），我認為這是“新教育實驗”的核心宗旨和最高原則。朱教授的觀點很明確，“新教育實驗”就是“點燃他們對于生命的熱情”。在這一章中，他介紹了“新教育實驗”的發起和構筑理想課堂的六個維度，其中第一個就是“參與度”。他還表示，“內驅力是我所有教育活動的關鍵”（Zhu, 2019, p. 83），這一點非常重要。從心理學角度來說，“新教育實驗”將學生的心理狀況擺在學業成績之前，良好的心理狀況幫助學生們取得優異的成績。在我看來，這就是朱教授教育革新的中心，也是我敢于將“新教育實驗”與更加激進的自我導向教育相提并論的原因。二者的相同之處不在于教學法方面，而是心理學角度的革新。
七、保持創新能力（Maintaining Innovations）
這一心理學視角讓我再次想起了整個學校系統中存在的“潮汐力”，這種力量能將長期的創新變得無足輕重。心理學是實現創新的堅實基礎，但是如果根本不清楚該在何處搭起創新的架構，那就可能會發生不可預知的風險，使創新研究遭受破壞甚至被毀掉。
這里我想提三方面的風險：政治化、官僚化和忠實度。前兩方面來自組織理論學角度，后一方面是從學校教育改革的文獻中得出的。
首先，從組織理論學角度，我要講的是政治化危險。當組織內的個體忽視了該組織的共同目標時，便會按照利己主義做出相應行為，并且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會對他人造成什么影響。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動，這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它可以說是組織的毒藥，而且如果不加改變的話，甚至會為組織敲響喪鐘。與此相反的理想模式是組織中的每個人為了更大的目標而團結合作、共同努力。顯然，“新教育實驗”服務于一個更大的目標。但是，也會存在使個體受制于集體的危害，那就是官僚化。
提醒中國教育界人士警惕官僚化的危害似乎有些不明智，但這確實是他們會面臨的巨大挑戰。避免官僚化意味著什么？缺乏統一標準，缺少責任主體，還是無法得到改革效果的反饋？組織不利，溝通不暢還是喪失權威？如果官僚制度等同于結構、組織、標準、責任和權威，那么避免官僚化就是丟掉這些內容，避免官僚化危害就是要避免組織中的個體喪失個性。
自從數十年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正式提出官僚制度的概念，組織理論學家觀察到，官僚制度并不是行動一致的單一整體。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發現，在特定的理想化組織形式中，工作人員失去個性的危害也會隨之而來，這與韋伯描述的官僚制度非常相似，但是還有無數變化的組織形式可以減輕這些危害（Mintzberg, 1989）。他還發現不能僅僅通過描述組織構架來準確捕捉到組織的變化，更好的方式是針對組織中的不同個體，研究他們如何在集體中維護自己的利益，在集體環境中表達自己的見解。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還需要描述組織流程和模式是如何影響組織結構的。從心理學角度來說，他的觀點可以整理為，組織內體現團隊集體需求的方式可以影響該組織的構成。在某個組織中，如果一個群體以阻礙其他群體自主性的方式為自己獲得更多自主性，這對該組織來說是十分危險的。當一個組織不能平衡所有應該被滿足的需求時，這種不平衡就會導致官僚化。因為當一些人或者一些群體的需求遭到反對，而不是受到支持時，他們就會將重心從組織的共同目標轉向自己的需求。組織面臨的挑戰是要確保其中的個體、群體和組織整體層面上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滿足。只有所有相關基本需求都得到滿足后，組織才能通過其中個體有目的的行為更好地理解社會、服務社會。
最后，學校教育改革的文獻告訴我們，還有一種危險是不能堅持最初的改革設計。朱永新教授在開啟“新教育實驗”的很多年前就開始構想這一教育改革，也從一開始就清晰地列出了“新教育實驗”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原則。
我在前面也提到過，百年以來，據令人敬仰的教育歷史學家拉里?庫班所言，美國的教育改革效果不盡如人意，并未有效地改變老師的教學方式。美國改革家注意到有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那就是隨著與改革發起者距離拉大、時間久遠之后，其最初的改革設計經常會遭到篡改。典型的改革過程如下：起初，通過一些學術研究找到了改進或者改良教學的好方法，令人們激動不已，然后相關學者進行后續研究，證實他們的發現值得繼續探究。接著，他們開啟改革項目，將這些好方法帶到更多的學校進行實踐。他們在一些學校進行試點，并對實施要求進行微調。最后，將改革項目推廣到更多學校，而他們不再親身參與每所學校的實踐活動，只提供產品或者服務，他們負責培訓教練和成果的出版發行工作。至此，商業人員開始接手項目，他們可能更關心盈利，而不在意如何服務于老師和孩子們的需求。
在這一過程中，老師和學生們的想法如何進行、教學材料如何使用，項目最初的設計者已經無法獲知了。在對改革措施的長期影響進行后續研究時，研究者發現，那些能堅持執行教學改革項目最初設計的師生們能取得更好的結果。不幸的是，那些對改革措施表示懷疑甚至反對執行的人，他們會不顧項目的最初設計，忽視執行程度的不同，大筆一揮將所有實驗結果整合在一起，匯成改革成果。教學改革涉及到的教學方法和教學資料越具體，標準越清晰，就越需要參與者忠實地執行設計。
官僚機構對項目或者教學實踐做出的詳細規定就是一種嚴格的、必須執行的標準。通過設定標準對項目進行精確又具體的設計，通常會導致各地方不能根據自身情況靈活地開展多樣化實踐。如果將標準化降到最低，就需要犧牲統一性，采取其他方式協調學生和老師的行為。代替標準化的另一種方式就是陳述對原則的理解并且不斷對其意義進行協商。這么做并不能避免改革中出現不忠實于設計的情況，僅僅只是改變了人們對于“忠實”的理解。那么問題來了，到底應該忠實于什么？如果忠實于教學實踐而不考慮心理影響，我敢保證最后還是會出現問題；而如果忠實于心理學支持，比如不對實踐做具體規定，而是通過不斷協商來完善改革原則，這一切又會導致完全不同的情況了。
我猜測“新教育實驗”成功的關鍵在于它的主題，也就是“新教育實驗”的內核是經過慎重選擇的。我猜測朱永新教授在發起“新教育實驗”，賦予“新教育”以清晰的愿景和原則之前，也經常和師生們商量、討論如何在不同場景下應用“新教育”原則能發揮最大作用。
如果朱教授真的這么做過，這就表明“新教育實驗”能夠始終忠于朱教授最初發起時的愿景，還能經受住更大范圍教育系統中的潮汐力。這是因為，它對每所學校的心理狀況都進行了測評，然后將得到的數據用于幫助各個學校更好地參與進來，這對老師和學生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具體來說，是采用已經被科學證實了的措施，比如基礎需求支持、基礎需求滿足、動機和參與度。
每次拜讀像朱教授這樣的著作，我對書中的某些觀點都會持懷疑態度，我知道也許真實狀況會不如作者向人們展示的那樣積極樂觀，或者不知道怎么認定他的觀點。比如，聲稱“能夠提高參與度”可能僅僅是那些被觀察者的參與行為有所增加。隱藏在這些顯而易見的跡象之后的是不易被察覺的“遠離”：隱藏負面情緒、缺少成熟的認知和專業機構的參與。盡管教育研究有時會考慮參與度因素，但是很少有人會關注與參與度相關的動機，而動機是參與的基礎。如果動機是受控制的，而不是自發的，那么參與度的顯著提升可能只不過是取悅他人的行為，而不是為了深度學習所付出的努力。心理學還提供給我們另一個視角：面對自己所關心的事，我們總是自欺欺人，顯得十分樂觀。很多傳聞和案例研究都已經驗證了學校教育改革能帶來的好處，但是并沒有可靠的科學證據能夠證實學校改革真的可以為孩子們創造一個深度學習的有益環境。“新教育實驗”已經持續開展了20年，這是一件令人欽佩的事。因為朱永新教授寫出了學校文化的重要意義，所以他和他的團隊應該可以很好地應對組織層面的危險，采取適當的心理學措施可以使他們的付出收獲成功并且一直持續下去。
八、結語
China’s 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一書是對過去20年中國學校改革成果的記錄，其明確目的是幫助各所學校更好地引領師生們參與其中的意愿。朱永新教授在教育領域表現出來的全面的學術素養，使他為中國教育構想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來克服全球學校共同面對的“遠離學習”的問題。只有時間能夠告訴我們，這些創新是否能夠經受住全球教育大系統的潮汐力。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朱永新教授發起的新教育改革可以從學習動機和參與度這兩個新角度，發揮它們的重要作用。
（唐納德·伯格，don.berg@me.com，美國深度學習倡導者聯盟執行理事，教育心理學研究者、選擇性教育實踐者，致力于將學習心理學與教育政策相融合，從而使政策不再對學習產生破壞影響。本文譯者劉曉晨，翻譯碩士，河北工程大學文法學院外語系教師：lxc1988_handan@163.com）
本文發表在《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2年第10期 #基本理論與基本問題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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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朱永新：新教育實驗二十年：回顧、總結與展望（上）
特稿 | 朱永新：新教育實驗二十年：回顧、總結與展望（下）
來源：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CNU_xbj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