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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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之美和教育之責
原創作者|陳平原（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發現表面上平淡無奇的字里行間所蘊涵著的漢語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這種“發現”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長期的訓練與培育。
01
閱讀與寫作課：
國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課，
我們還在由學校“自作主張”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時，我曾談及：“‘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我在大陸、臺灣、香港的大學都教過書，深感大陸學生的漢語水平不盡如人意。”
前一句好說，后一句很傷人，這其實跟我們整個教育思路有關。
教育部在啟動此次新高考改革時，已明確宣布取消中學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學是否要開設“大一國文”或“大學語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規定，任憑各大學自作主張。相比之下，臺灣教育界目前還在堅持6個學分的“大一國文”，顯得彌足珍貴。
記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會上，與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與困惑，我談及“大一國文”的沒落以及大學生寫作能力的下降，對方很驚訝，因 對他們來說，“閱讀與寫作”是必修課，抹不掉的。準確、優雅地使用本國語言文字，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的大學生都很重要。而這種能力的習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課或通識課所能取代的。
學習本國語言與文學，應該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時，此課程牽涉甚廣——語文知識、文學趣味、文化建設、道德人心、意識形態，乃至“國際關系”等。最后一點是我的即興發揮，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很悲傷地告訴我，日本的中學國文課本將刪去魯迅的《故鄉》，理由是國文不該收外國人的作品。表面上爭的是“譯作”算不算“國文”，背后則是國民心態；長遠看，此舉多少會影響日后的中日關系。 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是收譯作的，除了承認現代漢語受外來詞匯及表達方式的深刻影響，還顯示了國人的開放心態及國際視野。
02
今人讀書如投資，
都希望收益最大化，
這一思路明顯不適合語文教學
我從16歲開始教書，最初教小學及初中的語文課，后來在大學主講文學史。記得“文革”時知青下鄉，若被請去教書，十有八九是從語文教起——我自己的經歷也是這樣。因為校長們覺得，凡有一定文化修養的，只要滿腔熱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語文課。換句話說，語文很重要，但教語文課的門檻很低，完全可以“無師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隨著基礎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當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不管教的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語文課或大學的文學史課程，依舊注重自由自在的閱讀，沒有那么多“先修課程”的限制，也不太講究“循序漸進”。
面對浩如煙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著讀、倒著讀，甚至反著讀，問題都不大。這也是大學里的“文學教育”不太被重視的原因——“專業性”不強，缺幾節課，不會銜接不上。
可這正是中學語文或大學的文學課程可愛的地方，其得失成敗不是一下子就顯示出來的，往往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比如多年后回想，語文課會勾起你無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幾冊老課本，閑來不時翻閱；數學或物理就算了，因為相關知識你已經掌握了。
另外，對于很多老學生來說，語文老師比數學、英語(課程)或政治課老師更容易被追懷。不僅是課時安排、教師才華，更與學生本人的成長記憶有關。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小學語文課很重要，影響學生一輩子，一點都不夸張。別的課程若非做專門研究，大都畢業就擱下，惟有研習本國語文，是“活到老，學到老”。
語文教學的門檻很低，堂奧卻極深。原因是，這門課的教與學，確實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廣東人煲湯那樣，需要時間與耐心。現代社會“知識大爆炸”，學生需要修習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讀“四書五經”；但貪多求快，道聽途說，壓縮餅干式的教學，對于中學語文或大學的文學史課程，損害尤其明顯。
因此， 如何在沉潛把玩與博覽群書之間，找到合適的度，值得讀書人認真思考。
今人讀書如投資，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這一思路，明顯不適合語文教學。實際上，學語文沒什么捷徑可走，首先是有興趣，然后就是多讀書、肯思考、勤寫作，這樣，語文就一定能學好。《東坡志林》里提到，有人問歐陽修怎么寫文章，他說：
“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見之。”
這樣的大白話，是經驗之談。歐陽修、蘇東坡尚且找不到讀書作文的“訣竅”，我當然更是“無可奉告”了。據葉圣陶先生的長子葉至善稱，葉老從不給他們講授寫作方法，只要求多讀書；書讀多了，有感覺，于是落筆為文。文章寫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寫作能力逐漸提升。葉老這思路，跟歐陽修的說法很接近。
03
別的課我不懂，
但深知語文課不能對著空氣講，
“現場感”很重要，
必須盯著學生們的眼睛
為何先說“學”，再說“教”？因本國語文的學習，很大程度靠學生自覺。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在這門課上表現特別突出。教師能做的，主要是調動閱讀熱情，再略為引點方向。若學生沒興趣，即便老師你終日口吐蓮花，也是不管用的。
十年前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小說欣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稱：
“除了母語教學、人文內涵、藝術技巧等，我們更關注‘閱讀快感’——讀小說，如果味同嚼蠟，那將是極大的失敗。”
其實，不僅是選修課，語文課本都得考慮學生的閱讀趣味。記得小時候新學期開學，最期待的就是領到語文課本，然后搶先閱讀，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說到語文學習的樂趣，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閱讀快感：一是訴諸直覺，來得快，去得也快；二是含英咀華，來得遲，去得也遲。“經典閱讀”與“快樂閱讀”，二者并不截然對立。我只是強調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發現的目光”。
發現什么？發現表面上平淡無奇的字里行間所蘊涵著的漢語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這種“發現”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長期的訓練與培育。這方面，任課教師的“精彩演出”與“因勢利導”，都很重要。
在拙作《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開場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學家費恩曼如何精心準備，投入極大熱情，把物理學講得出神入化，讓人著迷，當時借用《迷人的科學風采--費恩曼傳》里的一段話：
“對費恩曼來講，演講大廳是一個劇院，演講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負責情節和形象，又要負責場面和煙火。不論聽眾是什么樣的人，大學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眾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談吐自如。”
不一定是學術大師， 任何一個好老師，每堂課都是一次精心準備的演出，既充滿激情，又不可重復。
如承認講課是一門藝術，課堂即舞臺，單有演講者的“談吐自如”遠遠不夠，還必須有聽講者的“莫逆于心”，這才是理想狀態。去年我在《文匯報》發文章，承認慕課在普及教育、傳播知識方面的巨大優勢，同時又稱：從事文學教育多年，深知“面對面”的重要性。打個比喻，這更像是在干“農活兒”，得看天時地利人和，很難“多快好省”。
這“教育的性質類似農業，而絕對不像工業”的妙喻，不是我的發明，其實來自葉圣陶、呂叔湘二位老前輩。我特別擔心慕課風行的結果，使得第一線的語文教師偷懶或喪失信心，自覺地降格為某名校名師的助教。
別的課我不懂，但深知語文課不能對著空氣講，“現場感”很重要，必須盯著學生們的眼睛，時刻與之交流與對話，這課才能講好。只顧擺弄精美的PPT，視在場的學生為“無物”，這不是成功的教學，也不是稱職的教師。
04
某種意義上，學文學的，
太富貴、太順暢、太精英，
不一定是好事情
關于中學語文課以及大學的文學教育，我說過兩句話：一是請讀無用之書，二是中文系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現在看來，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語文學習與人生經驗密不可分。
先說第一句，那是答記者問時說的。我談到提倡讀書的三個維度，其中包括“多讀無用之書”。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今天中國人的閱讀，過于講求“立竿見影”了。在校期間，按照課程規定閱讀；出了校門，根據工作需要看書。與考試或就業無關的書籍，一概斥為“無用”，最典型的莫過于擱置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歷史等。
而在我看來，所謂“精英式的閱讀”，正是指這些一時沒有實際用途，但對養成人生經驗、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義的作品。
第二句則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屆畢業典禮上的致辭：“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貶抑為‘萬金油’，從政、經商、文學、藝術，似乎無所不能；如果做出驚天動地的大成績，又似乎與專業訓練無關。可這沒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訓練，本來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馬行空，逸興遄飛。有人問我，中文系的畢業生有何特長？我說：聰明、博雅、視野開闊，能讀書，有修養，善表達，這還不夠嗎？當然，念博士，走專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這就說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似乎有點高攀；那就退一步，說說普通大學生的學習狀態。不同地區不同水平的中學畢業生，通過高考的選拔，走到一起來了；可實際上，他們的學習能力及生活經驗千差萬別。
一般來說，大城市重點中學的學生學業水平高，眼界也開闊，鄉村里走出來的大學生，第一年明顯學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漸入佳境——其智力及潛能若得到很好的激發，日后的發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讀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其對于生活的領悟，對于大自然的敬畏，對于幸福與苦難的深切體會，將成為學習的重要助力。
某種意義上，學文學的，太富貴、太順暢、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難興邦，逆境勵志，家境貧寒或從小地方走出來的大學生，完全不必自卑。
05
大學生一定要學會表達。
有時候，一輩子的道路，
就因這十分鐘二十分鐘的發言或面試決定，
因此，不能輕視
對于今天的大學生來說，單講認真讀書不夠，還得學會獨立思考與精確表達。這里的表達，包括書面與口頭。幾年前，我寫《訓練、才情與舞臺》，談及學術會議上的發言、傾聽與提問，其中有這么幾句：
“作為學者，除沉潛把玩、著書立說外，還得學會在規定時間內向聽眾闡述自己的想法。有時候，一輩子的道路，就因這十分鐘二十分鐘的發言或面試決定，因此，不能輕視。中國大學沒有開設演講課程，很多學者缺乏這方面的訓練。”
具體的論述內容或不準確，但強調口頭表達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離十。大陸、香港、臺灣三地大學生在一起開會，你明顯感覺到大陸學生普遍有才氣，但不太會說話——或表達不清，或離題發揮，或時間掌握不好。這與我們的課堂教學傾向于演講而不是討論有關。
實行小班教學，落實導修課，要求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并記分數，若干年后，這一偏頗才有可能糾正過來。相對于其他課程來說，語文課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剛畢業那陣子，曾被老先生夸獎“會寫文章”。當初還覺得挺委屈的，因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實”來，這“會寫文章”不算專業評價，更像是雕蟲小技。
教了30年書，逐漸體會此中甘苦。我終于明白，作為學者，會不會寫文章，確實是個“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寫了若干關于“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的論文，一半是學術史研究，一半則為了教學需要。不說成為大學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碩士論文，也都不是“動手動腳找東西”，或引進最新潮的理論，就能手到擒來的。
在一個專業化時代，談“讀書”與“寫作”，顯得特別小兒科。或許正因此，當大學老師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觸此類話題。既然沒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學中學大學，對于老師來說，給學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經地義——雖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在北京大學的專題課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講論會上，每當循例點評學生的論文時，我不僅挑毛病、補資料、談理論，更設身處地幫他們想，這篇文章還可以怎么做。學生告訴我，這個時候他們最受益。
說到底，中學語文課以及大學人文學科，就是培養擅長閱讀、思考與表達的讀書人。只講“專業知識”不夠，還必須“能說會寫”——這標準其實不低，不信你試試看。
此文為作者在華東師范大學“百年語文的歷史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說，刊于《終生教育與培訓研究》2016年5期。
作者簡介：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北京大學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主要著作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大學十講》《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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