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考研讓道，本科淪為“第二個高三”？

用人單位門檻提升，導致大量應屆本科生選擇考研，一些地方院校變成了“考研學校”，在考研面前，其它教學內容都可以放在一邊——

“大四第一學期，感覺不比高三輕松多少，高三沒背下來的單詞，大四都背下來了。”如今已經在一所211院校讀研的王碩告訴記者，“大四那一年，比學習本身更煎熬的是內心的壓力，一個宿舍飛鳥各投林，有的出國有的找工作，自己要是考不上研究生怎么辦?”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達238萬人，較2017年增加18.4%，為歷年最高值。從2015年的164.9萬到2018年的238萬，研究生報考人數經歷了三年連漲。為何會有那么多人選擇考研，考研熱對于學生、學校和用人單位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呢?

“考研的重要性，不比高考少多少”

“大三暑假去實習，用人單位覺得我干得還不錯，但是輔導老師還是悄悄告訴我，想進來必須得有研究生學歷。”今年即將本科畢業的周羽然告訴記者，“大四上半年，復習之余我也上網查招聘信息，發現好一點的單位大多要研究生學歷，不管你本科學校多好，你還是不夠研究生學歷的硬杠杠。考研的重要性，不比高考少多少。”

用人單位門檻提升，導致大量應屆本科生選擇考研。238萬考研大軍中，應屆生占131萬人，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這屆應屆本科生在2014年入學時，總數不過383萬人，考研人數占比之高可想而知。

“設置研究生門檻的原因是很多的，一方面，本科生現在數量太多了，一旦門檻降低，簡歷投過來的太多，招聘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如果門檻放低，就容易有各種說情現象，很難處理。”在一家國企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陸先生告訴記者，設置研究生門檻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一些地方對于招聘應屆生的落戶要求所限。

事實上，對比歷年考研人數可以發現，考研人數并非逐年都在上漲。從2007年到2009年，研究生報考人數從128.2萬降至124.6萬，從2013年到2015年，研究生報考人數從176萬降至164.9萬。

“那時候很多人都出國了。”在2010年時本科畢業的蘇女士告訴記者，“我本科的那幾年正好趕上人民幣升值，出國成本也降下來了，大家爭著考雅思。”趕著“留學潮”出國的蘇女士回來發現，留學生的身價降低了，在就業市場上并不一定比國內碩士吃香。“很多學金融的同學，出去念個碩士回來起點是柜員，國內碩士入職也是柜員起步，兩下相比，出國花了那么多錢，就顯得不值當了。”

在考研面前，其它都可以讓道

“高考時，高中老師和家長都只在意分數和大學名氣，讀什么專業變成了次要問題，更別說做好職業規劃，想讓自己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要在什么地方工作生活。”本科在中部某省就讀的徐媛媛告訴記者，進入大學后她才發現，自己的專業在當地并不好就業，也缺少在當地發展下去的人脈資源，所以計劃考到在京院校去。

為此，徐媛媛給自己定了一個作息時間表，“從早上7點開始到晚上11點熄燈，每個時間段做什么都設計好，針對數學、英語和專業課都有不同的進度表。”與高三時代不同的是，不再有老師輔導和家長督促，甚至沒有課堂授課。“自己學，外面也報班。”與高考不同的是，考研專業的錄取名額和考生可選的志愿數量都遠遠少于高考，“都是看不見的人在全國不知道哪個角落里，正在和你競爭著，這種背對背的感覺并不好。”

韓女士是今年107萬名往屆考生中的一員，她考研的目的只有一個，換專業，換職業。“我本科學的工程類專業，但就業后發現，自己并不適合從事相關職業，職場競爭力也不高。”她打算考管理類專業的研究生。

高校云集的北京、上海、南京和廣州四城，一直是考研的熱門城市。與高考不同，考研并非按生源地分配指標，而是放開考試，所以考研者會集中報考發達省市的院校，便于在當地就業。以北京為例，今年全國報考北京招生單位的考生為322897人，占全國考研人數的八分之一以上，較2017年增加33402人，增幅達到11.5%。報考上海市45個招生單位的有18萬考生，而在上海參加考試的考生只有6萬余人，也就是說，大部分報考上海招生單位的考生是從其他省份考來。這也加劇了不同區域之間研究生教育的“冷熱不均”，而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地方院校，也變成了“考研學校”，考研成了學生“走出去”的機會。在考研面前，其它內容都可以為此讓道。

大學變成“后高中”，學習內容“應試化”

“頭兩年，我還要求一下學生，結果班長也找我，輔導員也找我，最終我也只能通融了。”在一所地方院校從事專業課教學的張老師坦言，自己已經對本科生在專業課課堂上復習考研內容“見怪不怪”了，張老師的課程安排在本科三年級的第二學期，很多學生只是點名時答到，其余時間基本不抬頭。“我的課與考研內容無關，學生只學和考研有關的，和考研有關，學校不開的課他們出去學，沒關的，學校開了也不學，讓我有種在高中教副科的感覺。”

在成績上，張老師也無法做過多要求，因為一旦期末判卷嚴格了，平時點名多了，就會有學生找來說“分數太低影響保研”。在教學上，他也無法讓學生做更多實踐性作業，“一說分組做實踐課題，學生們就一臉不高興，覺得耽誤了他們的復習時間。”到了后來，張老師發現，就連學校也盡量不在大四第一學期過多排課，因為那時候是考研沖刺階段。“研究生是考上了，但專業能力還是沒掌握，到了工作崗位上，用人單位會發現，很多孩子有文憑會考試，但職業能力跟不上。”

大學變成“后高中”，學習內容“應試化”，帶來的影響不局限于學業本身。有在高校從事學生工作的老師向記者表示，原本豐富校園生活的學生社團正在呈現“短命化”。“大一第一學期招了新生，第二學期社團就申報換屆了，因為大二年級的社團干部要退下來準備考研。結果社團活動永遠只有大一新生和大二的新干部，難以傳承下來。”即便學校可以采取各種措施督促學生參加各類文體活動，但也只有大一新生會響應。“學生會的吸引力，抵不上公告欄里的考研講座，學生也就失去了在大學階段參與社會實踐鍛煉的機會。”

考研熱的背后，畢業生年齡過大，實踐能力不足，也在影響著用人單位。“過去招本科生，都是22歲畢業，年紀尚輕一張白紙，但現在普遍都是二十六七歲研究生畢業進入工作崗位，給用人單位留下來的培養時間有限，過兩年到30歲很多人就要成家了。”陸先生說，“還有就是定級問題，研究生定級比本科生高，轉正以后通常要定副科，但很多基層單位沒有那么多職數。”

這些情況，王碩也在考慮，“會不會等我們畢業了，研究生也多了，大家又爭著去讀博士呢?這樣下去，什么時候是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