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對科技著墨頗多，從落實和完善創新激勵政策，到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國家實驗室寫入報告，讓來自高校的代表們為之欣喜、振奮。

作為我國科技創新的主力軍和生力軍，近年來，高校基礎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創新研究在我國科技創新格局中的位置越來越凸顯。在我國科技創新從“深蹲助跑”向“起跳跨越”的邁進中，高校科技創新也迎來了發展的新機遇。

高校基礎研究期待加大投入

“2017年我國R&D(研究與開發)投入總量達到1.75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位。按照預期，去年R&D支出占GDP比重應該達到2.13%，然而實際只有2.12%。”雖然只差0.01%，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林依然對這個微小的差距“耿耿于懷”。

曾參加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審議的李林，清晰記得規劃里提到的一組數據：到2020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占GDP比重提升到2.5%。這樣的數據令他感到鼓舞，“但去年R&D指標沒有達到預期，有點遺憾”。

“2.5%的目標還有兩年，不能都把錢留到最后幾年才投資。我們非常著急，希望發令槍馬上響。”全國人大代表、復旦大學腦科學研究院院長馬蘭說。

2016年，我國《“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已將“腦科學和類腦研究”列入“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當年，馬蘭就追著財政部要預算。

國外在類腦研究領域的快速發展，馬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三年間，美國和歐盟不僅進入到腦科學和類腦科學各個細分領域，還把一些中國專家拉去做咨詢。“我們希望加快基礎研究立項，更早參與國際競爭。”馬蘭呼吁。

2050年中國將建成世界科學中心，但如果沒有基礎科研的支撐，則無從談起。不過更讓李林擔心的是，在R&D的大盤子里，切給基礎研究的部分太少了。2017年國家統計局、科技部與財政部聯合發布的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為822.9億元，占研發總投入的5.2%。此項指標在發達國家通常為15%至25%。

對基礎研究支撐能力的擔憂，也從高校戰線延伸到了產業領域。“我國在家電產業中的技術和生產能力都有突破性進展，但大型中央空調的核心零件由于技術所限仍需要依賴進口。這些基礎突破需要物理學、力學等方面的科學積累。”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也對基礎研究不足的情況有所擔憂。

盡管如此，李林說：“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主要靠政府，社會參與度低，社會力量與民間資本推動基礎科學研究的潛力尚未被有效激發。”

在上海代表團分組會議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時，馬斯克的重型火箭成功上天的案例，點燃了上海團民間資本推動基礎研究的討論。

“馬斯克的重型火箭成功上天，其中重要一條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投入牽引，帶動了其他民間投資。”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C919大型客機總設計師吳光輝院士說，“政府資金要提高配置效率，要在撬動社會資本上花更大功夫研究，拿出具體的政策舉措，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

前段時間，華為集團在法國設立數學研究所，下設四大研究中心，擁有80多名研究人員。這讓很多科研人員看到一扇微微打開的門。“這是借窩下蛋。”李林說，“現在一些優秀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都會占到全部利潤的20%，企業支持的基礎研究，雖然可能沒辦法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是在基礎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可以給企業的發展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

重大科技攻關亟須國家實驗室加快落地

3月8日，上海代表團小組會議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時，聽說第一組有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下團”，利用會議中場休息，全國人大代表、復旦大學校長許寧生拉上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王建宇，從第三組跑到了第一組，想跟王志剛呼吁：建立國家實驗室的步伐能否再快一點?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啟動一批科技創新重大項目，高標準建設國家實驗室”的戰略部署。雖然國家實驗室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但是相應建設細則還沒有出臺。

2003年和2006年，我國相繼批準和確認籌建19個國家實驗室，但截至目前僅建成啟用1個。

201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國科學院聯合成立的張江實驗室揭牌成立，這正是一所按照國家實驗室標準建設的全新實驗室。上海光源、國家蛋白質科學研究(上海)設施、超強超短激光實驗裝置等一批大科學裝置將隨之成為科創的“國之重器”。

“國家實驗室不再是根據某個具體問題設置一個實驗室，而是在大領域里面進行交叉。”許寧生舉例，“比如張江實驗室里的類腦工程生命科學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要先定好技術出口，再倒逼科學核心難題的攻關和解決。”

兩會前，許寧生所在的復旦大學和王建宇所在的中科院上海分院就已經牽起了手。“我們已經開始了拆墻行動。”許寧生說，“我們實現了科學研究的綜合與互通。人員自由流動，不再以編制約束人。有攻關任務就進入實驗室，沒有任務就回學校。”

同樣被批準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也在積極創建國家實驗室。“我們正在創建量子信息科學國家實驗室，實際上，單靠我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家的力量是很難做起來的，需要匯聚各種層面的才智，這既是國家需要，也是國家意志。”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包信和說。“做事不養人”“形散神不散”可能會成為將來國家實驗室的架構特點。

對于包括高校在內的科技創新主體積極搶占科技創新發展“窗口期”，一些全國人大代表也發出了審慎的聲音。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說：“國家實驗室對會聚人才將產生很大作用，一定要考慮到區域的布局。東部發達省份先行先試無可厚非，但是牽扯到國家財政投入時，國家就要在規劃時顧及東中西部的差異，否則會拉大區域之間的差距。”

包信和也呼吁，國家在配置科研資源時一定要通盤考慮，應該根據需要向東北和中西部布點和傾斜，“建國之初，國家在進行科技布局時相對均衡。但是近年來，中西部和東北在人才聚集、科技發展方面呈現出頹勢”。

王志剛說：“國家的實驗室不是某個部門的實驗室，因此在領域、地點的選擇，任務的制定以及管理體制機制方面都要以國家利益為先，不能成為部門爭搶的名頭和帽子。”

探索和完善人才分類評價標準

“經常洗碗的人難免偶爾失手將碗打破，不洗碗就不會打破碗。”上海團一位企業界代表的發言道出了很多基礎研究科研人員的痛處。

“基礎研究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要給予自由。基礎研究的政策要寬松，不能給出太多的框框，用項目指標來衡量，比如5年能達到什么目標、產出什么結果。”李林說。

“現在評價體系考核指標某種意義上是逼著青年科研人員看重論文和影響因子，快速發表論文。逼著青年人搶帽子，先從小帽子爭起來，一步步往上爭。”包信和說。

“有一些評價制度不合適，比如說我們平常所說的，本身做醫生的又非得寫論文，這種評價制度就不太適合新時代的發展。”科技部部長萬鋼就中國的創新激勵評價制度答記者問時說道。

但在包信和看來，問題實際上不是要不要考核，而是如何科學地考核。“基礎研究，關鍵是選人。要看他的科研素質和基礎、責任心和使命感。如果人選對了，你不去考他，他也會拼命干，正所謂‘不待揚鞭自奮蹄’。同樣，就算是將錢堆給他，他也不會亂花，會往刀刃上用，現在基礎研究考核體系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更有效地把這種人識別出來。”

除了論文、影響因子以外，針對基礎研究，王樹國認為應該把考核單位化、區域化、專業化。“因為只有你本單位、本領域的專家對你的評價是最準確的。”

如果不以硬杠杠框死基礎研究，那么如何保障科研成果的產出?王樹國說：“如果說基礎研究是十年磨一劍，那么我一個學院有100名教授的話，就可以從概率上保證每年都有成果。對個人而言，這樣的評價也可以抵消年度評價對個體所帶來的影響。”

但問題是單位的評價如何在更大的平臺上生效。“你本單位、本領域推薦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其他人的認可，你要得到更高的帽子，你就又要進入大平臺去進行考核。從現在的評價體系來看，在大平臺上，國際論文就又變成了相對客觀標準，這里就又回到了起點，形成了一個閉環。”因此，包信和建議，還要慢慢摸索，不斷探索和完善針對不同領域、不同類別、不同性質的人才分類評價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