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看天下實驗室
作者/譯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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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tella
前言
一年多以前，王錚從北大附中校長的崗位突然“下課”，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和猜測，但他一直保持沉默。
王錚在北大附中的教育實踐被稱作“中國基礎教育體系最激進改革”，本刊也曾刊發報道《最具爭議的北大附中校長下課：是功臣，還是罪人？》。
直到最近，王錚以一名鄉村學校校長的身份發聲。
王錚是中國教育的“異類”。這一次他再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沒有選擇入職名校。他之前長期工作的深圳中學、北大附中都是中國最頂尖的中學。
而這一次，他告別城市，來到了北京郊區的一所鄉村學校——平谷農業中關村學校。
農業中關村學校前身是平谷區峪口中學，學生大多來自周圍的村莊。王錚沒有選擇新建一所學校，而是接管峪口中學，并將其和峪口鎮中心幼兒園、峪口中心小學等區域內已有學校統籌改造成一所十五年一貫制新型學校—— 農業中關村學校。“如果不從改變一所典型的舊學校入手，其探索出來的道路就缺少復制和推廣的意義。”王錚在接受2013級北大附中校友劉周巖采訪時說道。
這篇刊發在“新校長傳媒”上的報道是王錚的一次官宣，也是一份招聘啟事——給農業中關村學校延攬人才。
這所學校的定位是鄉村振興的新型學校，尊重發展的全人教育。
去年6月，王錚與平谷區簽訂了一份長達8年的合同，他要做一份長期的事業。年近六十的他開始全新的挑戰。
農業中關村學校引進北大附中的書院制，目前初一、初二學生成立了四大書院。
王錚希望通過對一所鄉村舊校的改革，探索當下中國教育痛點的解決之道：鄉村教育薄弱、城市教育內卷、普職分流唯分數論……
“如果學生都‘跑了’，我把農村的學生全都送去城里了，我不覺得那就是教育的成功。”
自由的教育，不僅適合城市孩子
改革從去年9月開始。
令學生們喜悅的第一件事是不用排隊了——不用排隊去升旗，不用排隊走出校園，不用排隊進入食堂……
去年下半學期開學伊始，從老師和校長口中，他們聽到改革后的校園從“軍事化管理”走向“自主化管理”。
學生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考驗自控能力”，在此之前，他們從未想過“老師可以不管自己”。
初次見到峪口中學的學生時，方超感到“震撼”：他們按固定路線，排隊到食堂，一路默不作聲。
方超曾長期任教于北大附中，現在也追隨王錚來到農業中關村學校擔任黨總支書記，負責日常教育教學工作。他本想像在北大附中那樣，請學生喝個咖啡，聽他們聊聊自己最近的生活，但在這所學校，由于長期半軍事化管理，每個人都很安靜，問一句答一句。
“學生們很禮貌，但我感到這種禮貌并不是出于個人素養，而是長期規訓的一種條件反射。”方超說。
改革前，老師會讓賴床的學生拖一個星期的宿舍地板，讓內務不整潔的學生在眾目睽睽下接受羞辱。王宇是農業中關村學校一名初二住宿生。有一次，因為床單有褶皺，他受到懲罰——背著被子去吃飯、到教室。直到中午，他才能帶著被子回到宿舍。
當時，班里有不少同學背著被子流浪過。回想當時的場景，王宇仍覺得“特別丟臉、特別尷尬”。擔心“老師再次看自己的被子不順眼”，有段時間，王宇干脆在教室呆著，不回宿舍睡午覺。
改革后，不按時起床，不會再有懲罰，老師會拉開窗簾，叫學生起床。床單疊得不整齊也不會挨罰。
“現在社會上普遍的教育可以稱為工業化模式的教育，班級統一授課，按一個人才標準、一個模子來培養人，這是在塑造死的材料，把人做成了一個工具性的東西。我希望教育不是工業的，而是農業的。人本身是種子，教育是生長的過程，就是要尊重生命的規律。我們把學生的差異視作一種財富，去保護、去培養，而不是要去消除、抹平。”王錚說。
下午4點多下課后，一些學生在修繕過的操場上踢足球。一位初一學生告訴我，他喜歡踢足球，這件事讓他的身體得到鍛煉，還讓他變瘦了。踢了一學期足球后，他的體重輕了五六斤。課后服務，他還選了地理補差、歷史興趣小組和跆拳道。
農業中關村學校的課后服務采用了新型的自主選課制度。學校打破了年級、班級界限，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出喜歡的課程。一共有59項課程，包括藝術、體育、科技課，也有針對文化學科延伸和提高的課程。每個學生有500個選課幣，一個人為某課程分配的選課幣越多，便有更大幾率選中該課程。
這讓學生很新鮮，“選課不是到大學才開始的嗎？”課程多得讓學生眼花繚亂，既要顧及文化課學習，又要考慮自己的興趣愛好。
每個課程都有人數限制，會有學生選不上的情況。沒有選到自己喜歡的科目，便會被刷下來，參與第二輪選課。如果自己非常想學一門課，但落選了，還可以給老師寫小紙條，看能否“打動”老師。如果打動老師，老師可以直接破格錄取學生進入這門課。
但是如果選擇了，就要對自己的決定負責。這也是很多學生第一次體會到自主性。有學生既選了數學培優，又選了數學答疑補差，結果發現兩個都不適合自己，但也得上下去。
“初中的這次選課或許是我們大部分人，人生中第一次面臨比較重要的選擇，彼時我們的經驗或許不成熟。”初一（1）班李子軒在學校公眾號上寫道，“但是通過這次選擇，許多人知道了選擇是不可改變的，既然選擇了，就必須要做下去。會有第二次選擇嗎？一定會有。”
為邊緣的大多數人辦教育
農業中關村學校還延續了北大附中特色的書院制。這是一個校園社交團體，學生以自治、自我管理方式進行書院活動。
現在學校有四大書院，兩個班級組成一個。書院會舉辦各種比賽，籃球比賽剛剛閉幕，接下來是英語配音大賽、足球賽。
曾經北大附中惹人艷羨，但大家都會說，因為是北大附中，資源豐富。在這所鄉村學校，王錚要積極主動地去爭取資源。
王錚和平谷農業中關村學校第一次一起出現在公眾視野是去年3月。除了平谷區委書記唐海龍，王錚身邊還站著小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雷軍等企業界人士。
平谷農業中關村學校成立的背景是，在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下，平谷區被確立為國家農業科技創新示范區。平谷區對這所學校寄予厚望，希望通過優質的教育帶動鄉村振興的發展。
王錚在試圖攻克鄉村學校長久的頑疾。改革前，學校的資源遠沒有得到最好的利用：
學校投資數十萬的地理教室早已落灰，沒有培訓，老師們不知如何使用那些設備，偏向應試的教學方法也沒有真正使用先進設備的需求；
學校規劃時，做了上千萬的信息化項目，卻沒有專業的運維人員和服務，無線網絡AP部署后在空轉，現在已無法使用，買的軟件從來沒有培訓使用過；
學校還配套建設了游泳池，但沒有資金購買設備和運營，自建成第一天就從沒放過一滴水，成了一個“游泳坑”。
這個問題不僅存在于農業中關村學校，也是很多鄉村學校的現狀。這無疑進一步拉大了鄉村和城市教育資源的差距。
據農業中關村學校公眾號，利用爭取到的千萬級資金，學校將空置的游泳館變為室內體育和藝術場館。操場不再是泥濘的土地，變為人工草坪、塑膠跑道，還配備了25米比賽級燈光照明。學生宿舍樓也加裝了淋浴設施。
更大的問題是缺乏優秀的師資。因超編嚴重，峪口中學已近十年沒有招聘過新教師。學校沒有靈活的費用開展特色教學活動，也無法更好地維護和利用學校的硬件資源。
因此，2022年9月起，平谷區計劃通過三年時間，以教師交流、輪崗等方式將學校的老師調整到正常的編制數，打破原來因超員無法新聘教師的惡性循環。
農業中關村學校目前正在招聘教師。自2023年起，學校將按照每年20人的計劃引進新教師，為新建高中做人才儲備，同時優化、改善師資結構。新招募的教師除了在農業中關村學校擔任教師外，還將和王錚合作，研發有潛力推廣至全國的課程體系。
這次招聘給出的待遇是十分豐厚的，不僅解決北京戶口，而且薪資也比肩北京國際學校，還提供公寓。
不再中考分流，不一定都要去上大學
對于低年級的學生，校長也會提醒，學校管得松了，但大家不能光想著玩，也要抓緊學習。
分數始終是繞不開的話題，尤其是現在初中生面臨的中考分流問題。這也是絕大部分家長關心的問題。
我問一位初一的學生，學校改革后，自由時間變多了，是否擔心自己的成績下降。她說，“如果學習成績下降，那說明對自己管理得不夠嚴格。”改革這半年，她的成績幾乎都是優秀。
如今，這所鄉村學校剛迎來改革后的第二學期。它的未來必然還面臨很多挑戰和挫折。比如，王錚在北大附中任職時出現的“自由的限度”的問題，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之爭。還有，鄉村家庭的需求如何與教育家的理念結合？
蔣佳佳是王宇的母親。她在村委會工作，丈夫開卡車，不常回家。談到給孩子更多自由，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蔣佳佳皺著眉頭擺擺手：“自覺不了！”
我和她說起王宇被體罰的事情，蔣佳佳覺得在不打壞孩子的前提下，都沒有關系。她認為初中的孩子像一棵小樹，要管理，否則就會長歪。因為完不成作業、打游戲，她也會用拳頭和棍子打王宇。“語言無法解決的事，要用武力解決。”她和兒子偶爾談心，告誡他不要總玩手機，該中考了，要勤奮學習。這種話聽多了，王宇也覺得煩。
蔣佳佳希望兒子能上普通高中，然后繼續念大學。她自己是職高畢業，學了一些計算機的皮毛知識。她覺得從很多職業學校畢業，學不到什么。
孩子上普高，讀大學是很多家長的期待。在聊天中，一些家長覺得，不管學校怎么改，成績是最重要的。
但王錚想帶著這所學校走另外一條路。在王錚的規劃中，這所十二年一貫制學校是“5+3+4”的學制，高中四年又分為“2+2”，即前兩年通識教育，后兩年學生根據不同方向與目標分流——既可以準備高考，也可以進行職業教育，畢業后直接工作。
王錚希望改變如今根據中考“上下”分流的方式，只有道路的不同，沒有好壞的差別。“目前國內的制度更接近德國，分流較早，就是通過中考，你高過這個線一分就去上普高，低它一分就去職高。對十四五歲的孩子，命運就在那么一兩天決定了，沒有經歷自我認識、自我發展、自主選擇的過程。”
這樣“普職”結合的綜合性高中在國內尚屬罕見。這樣的嘗試必然需要更多政策上的支持。所以在“新校長傳媒”的那篇訪談中也特別強調了王錚的另一個身份——十三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中唯一的中小學校長委員。“平谷農業中關村學校的設立與探索得到了力圖革新的平谷區委區政府及北京市教委的鼎力支持。這種‘上下合擊’的方式，讓原本看上去難以被撼動的體系有可能被撕開一個口子，蹚出一條全人教育與鄉村振興的新道路。”
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探索自我，農業中關村學校計劃在初中階段引導學生們多嘗試和發展不同的興趣愛好，不定向開展一些社會實踐，讓學生在過程中探究和認識自己的個性與潛能。
然后，再通過高中課程的學習提高自己的認知水平和綜合能力，輔以專業選擇、行業體驗、職業發展等更加系統的生涯規劃教育，完成普通高中文化課程的同時發展自我認知。
在王錚看來，不可能所有人都城鎮化，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上大學。“本質上來說，大學也不是學生走向社會的唯一道路，職業才是走向社會的根本，技能才是生存生活的基礎，既使上大學也不都是上學術性研究型的大學，大學也還要有技術型、應用型、職業型大學，這些應該說都是不同類型的廣義的職業教育，要分出清晰的層次。”
在具體的職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邀請企業參與，把學校教育和企業的選人用人結合起來，要讓企業根據他們的需求來幫助學校明確培養方向和出口。
關于農村孩子選擇去城市，不留在鄉村，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王春光在第二屆《教育研究》論壇上談到：“目前的鄉村教育起不到為鄉村振興留住和吸引人才的作用，真正能提供人才的教育是高中（含職業教育）及以上教育。但高中及以上教育中為農教育比較少。”
王春光認為，培養出來的人才愿意到農村發展，需要相應的政策支持，包括人才獎勵政策、創業支持政策、發展和成長體制、風險防范政策和體制等。
據中國人社部，202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將達到1158萬人，招工難、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這是去年高校畢業生數量首破千萬后的又一新高。甚至，在北京，今年碩博畢業生人數首次超過本科畢業生。
“像現在這樣所有人都去上大學乃至考研，但是又沒有從中學到職業和生活所需的技能，是不合理的，這從全國的人口、就業情況就能看出來。讓農村孩子都去卷高考，就和之前海淀大家都去卷北大、藤校是一樣的。這都是零和博弈，有人去了別人就去不了，整體的收益是沒有增加的，但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因為這種競爭喪失了教育本身的東西。”王錚說。
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還會長期存在，如果所有人都擠在城市里，擠在格子間，就會出現越來越多脫不下長衫的“孔乙己”。
這一次招聘，王錚希望能有更多年輕人加入，他相信在這里大有可為。他也希望從這里畢業的學生能服務于本地發展，在本地扎根。“如果學生都‘跑了’，我把農村的學生全都送去城里了，我不覺得那就是教育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