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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來源：校長會
導言
前陣子，張家界天門山四名農村青年決絕自殺的消息，讓無數人震驚和心痛。其中一名來自四川的女生，就是在初中因成績不好，“拖”升學率“后腿”而被學校勸退，后艱難地輾轉多地打工，最終陷入了人生窘境。
這不禁引發我們思考，面對那些后進生或“問題學生”，我們是毫不留情地“勸退”，還是懷著真誠的人道主義情懷竭力地幫助他們，給他們一些溫暖，在他們的精神世界照進一縷人性的光輝？這檢驗著學校的教育智慧，更考驗著師者的良知。
本文與你分享昆明丑小鴨中學校長詹大年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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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失聯
“有些學校說是‘擇優教育’，可他們哪里是‘擇優’？明明是‘甩差’。明明是當‘優生’招進去的學生，學生學習不好了，便想方設法將他們攆出去。這明明就是‘甩差教育’嘛！”這句話出自 昆明丑小鴨中學的 詹大年校長。
這所與“擇優教育”形成強烈反差的中學，在距離昆明市區五十公里的宜良縣，專門“擇差生”，招收那些厭學、逃課、打架、沉迷網絡等常人認知中的“問題學生”。從2011年至今，十余年間，丑小鴨中學幫助2000多名被貼了標簽的“問題孩子”和300多名患抑郁癥的學生回歸到正常的生命狀態。
在這場已經持續了十多年的教育實驗中，詹大年校長試圖另辟蹊徑去找到一套方法，適用于這些被培優教育體系放棄的孩子。丑小鴨中學讓那些被放棄了的孩子學會生活和自愛，收獲尊重和理解。
01
30余年，他把校長越做越小
詹大年可能是唯一一個把校長越做越小的人。
30多年來，詹大年先后做了四所學校的校長。1981年，詹大年師范畢業，他放棄了留在縣城的機會，選擇回到農村學校。
學校條件艱苦，他與家長一起糊透風的窗戶，在教室生火，為走山路來上學的孩子把衣服烤干；他從不留家庭作業，所有學習都在課堂上完成，因為他知道這些孩子回家，還有無數放牛、種地、砍柴的活在等著。但奇怪的是，他帶的班級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26歲那年，詹大年做了校長。幾年時間，他把一所鄉村小學變成了中學，學生人數從1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慕名而來的人數不斷增加，以至于每到開學季他都需要消失一段時間，躲避一些“走后門”的“不情之請”。
在所有學校都在“擇優趕差”謀求生存與利益的教育大環境下，當校長的十年間雖然學校規模越來越大、聲譽越來越好，但詹大年內心的煎熬卻愈演愈烈。
2000年年底，詹大年辭去校長職務“逃”到了昆明。他在“逃”什么呢？他說，“我看不慣那些不擇手段挖優生、趕差生，千方百計撈油水的校長——他們的工作卻風生水起。”
丑小鴨中學 校長 詹大年
在昆明，他一開始擔任一所九年一貫制民辦學校的校長，并且依舊延續了他的典型作風，不擇優，不趕差，被其他學校開除的、走投無路的“問題學生”，他都一并留下來。
盡管他對自己近二十年的教育生涯有足夠的自信，除了過硬的專業能力以外，他自認為自己對待各類孩子都是有方法的，且因為“不趕差”，他擁有幫助“問題孩子”的足夠多的經驗，但是，事實證明，現實并不如預期樂觀。
當“問題孩子”越來越多，首先不堪重負的是教師。在艱難的博弈之中，詹大年深刻地意識到，“對于這些孩子，如果不專門去研究他們，你走不進他們的內心，不了解他們的真正需求，怎么做也沒有用。”
于是，他創辦了丑小鴨中學。
02
沒有“問題孩子”
只有孩子遇上了問題
被送到丑小鴨中學的孩子，都是家長管不了、學校沒法管的，在大人眼中，這些孩子有很多“問題”：愛玩手機、沉迷游戲、打架斗毆、厭學棄學……
而對于這些外人視為“問題孩子”的學生，校長詹大年更傾向于把他們定義為“不適應傳統教育的學生”。他說：“沒有‘問題孩子’，只有孩子遇上了問題，并且是他們自己無法解決的難題。”
2014年，丑小鴨中學隨機調查了100個“問題孩子”，發現74個孩子來自離異家庭、再婚家庭、單親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幾年才跟爸爸媽媽見上一面，有的與一個爸爸、兩個“媽媽”生活在一起，他們要在“夾縫”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來，丑小鴨中學的很多家庭喪失了家庭的功能。“這些孩子從小沒有得到應有的呵護，他們只希望自己快快長大，可以自由、任性、報仇。”
“我們也發現，還有一類孩子的家長人格缺失。他們把孩子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和發泄的工具。”詹大年說，曾有一名當官的父親跟他說，自己可以指揮千軍萬馬，就是指揮不了孩子這個“狗日的”。他告訴這位父親，問題出在“指揮”兩字，“不要以為家長是訓人的，家長是承擔責任的。”
詹大年還發現，很多“問題”孩子來自“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們享受優越條件的同時，被父母賦予了過高的期望。
他注意到一個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學教師，但女孩罵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殘行為。他覺得女孩心理問題很嚴重，問家長孩子出了什么問題，家長首先說的卻是“學習不好”。
還有一個女孩的父母是浙大博士，他們認為自己的女兒“不考個浙大都說不過去”。爸爸在杭州一所專科院校教書，小時候，爸爸說如果她考上那所學校就打她。在家時，她經常把門鎖起來，不鎖門就“沒有安全感”，因為媽媽“每過幾分鐘來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學習。一次看到她在畫畫，媽媽邊哭邊罵。成績下降令她感到焦慮，“怕成績下降影響中考，中考影響高考。”她在學校沒有朋友，感覺成績下降后，無人能傾訴。
“一位好家長會關注孩子的喜怒哀樂，關注孩子的生命成長、心理需求，而不只是關注孩子的分數。”在詹大年看來，“問題學生”源于家庭，成于學校，根本問題是教育的評價體系，“學校的教育評價服從于利益的設計，分數成了利益的砝碼，學生成了教育的手段。這樣，關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曾8次探訪丑小鴨中學。他注意到，這些年，“問題孩子”越來越多，且呈現低齡化的特征。他認為，這與教育評價體系越來越注重分數有關，“原來我們評價的標準基本就是分數，這個標準不但沒有淡化，而且越來越苛刻了。很多學校為了分數搶優生、甩差生，還有的老師逼學生做智商檢測、名正言順把差生趕走。”
在此背景下，李鎮西提倡向“問題孩子”傾斜，他說：“我們不缺北京十一學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問題孩子’的學校。”
03 無條件接納 好的關系才是好的教育
在傳統教育體系的評價影響下，“問題學生”的師生關系、親子關系、同學關系出現裂痕。詹大年認為，提高分數不應占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會關系，回歸到生命的正常狀態。
剛建校時，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師，多數是大學生，但不到一年，教師們全走光了——這些教師看到學生吵鬧束手無策，還有的跟詹大年說，進教室會手抖，害怕學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師，老教師們對“問題學生”多采取打罵方式，師生關系緊張。
后來，他又招了一批當地的貧困大學生當教師，招聘條件注重“愛笑、會玩”，培訓內容由課堂技巧轉變為怎樣對學生進行心理干預、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系。 ?
生活老師在陪伴學生
剛來學校血氣方剛，以打罵方式來教育問題學生的向國悅老師，任教十年逐漸轉變方法，講笑話哄學生開心，和他們掰手腕，幫他們剪指甲，甚至幫他們洗澡。他用微小的舉動給學生帶來了很大的改變，一開始學生當面怕他，內心抗拒他，后來學生們漸漸喜歡黏著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師”。他認為，學生需要幫助時，應該第一時間出現，“提供幫助和安慰。”
詹大年也一直自稱“問題孩子他爹”。剛建校時，學生想方設法逃跑，為了與學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號、手機號印在學生作業本上和墻畫上，告訴他們，長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向他求助。
作業本上印著詹校長的電話、微信和QQ
他們也確實是這么干的，什么話都喜歡找詹校長講，有時候突發奇想的點子被老師否決了，他們也找詹校長——萬一詹校同意了呢——在他們眼里，詹校這里好像沒有什么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之前有學生從丑小鴨中學逃學了，不回家，不跟家里聯系，卻跟詹大年聯系：您放心，我在外面不會亂來，我想掙錢養活自己，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太可惡了。詹大年一直鼓勵他回來上學。就是這個孩子，后來以第一名的成績從丑小鴨中學考入了高中，考上了大學。
大學畢業第一年，他回來了，找到詹大年，說：詹校，如果不是您，我可能已經坐牢去了。原來他當年混過的團伙，因為傷人，團伙中的“老大”被判了18年。
詹大年曾經受家長之托去接一個不愿意來學校的“問題孩子”。到她家之后，發現女生染著紅色頭發、短褲、濃妝、高跟鞋。她在詹大年旁邊坐下來，當即掏出一支煙遞給詹大年，直直地看著他：“你抽嗎？”詹大年擺擺手：“我戒了，你想抽你就抽。”女生果然就點燃了，吸了兩口又滅掉，沉默了一會兒，對詹大年說：“你等我20分鐘，我去樓下把頭發染回來就跟你回去。”
詹大年說，這孩子其實是在向成年人要機會、要接納。后來這個女生聽從詹大年建議，學了珠寶鑒定，現在成了一個很專業的珠寶鑒定師。
無條件地接納，就是詹大年校長、學校老師與學生建立良好關系的方式。
在丑小鴨中學，除了“逢節必過”以外，露營、爬山、20公里拉練、泡溫泉、音樂會、知識競賽、知識搶答、演講比賽、小品大賽、養老院獻愛心……學校保證一周一次小活動，每兩個月帶出去一次。這些活動不僅能活動紓解他們的不適情緒，釋放他們的青春能量，更能加強師生交流，促進良好關系的建立。
說起在學校過的第一個火把節，一個女生講述了真實感受：“我們一起玩，跳火堆，還用炭灰抹了詹校、 詹校的小兒子一臉”。玩著，誰是校長，誰是老師，誰是學生，不知道了，心就打開了。
學生與學生之間也成為情感共同體，也是另一種關系的建立。
師傅，是丑小鴨中學非常特別的角色，也是自我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同伴互助，“問題學生”就是“問題解決者”。
來丑小鴨的學生，有著各自不同的故事和傷痕，初來之時，他們或是暴躁，大喊大叫，甚至大打出手；或是蜷縮在角落，拒絕與世界交流。心門，是封閉的。由于年齡相仿，相較于老師，對師傅并沒有那么抗拒。此時師傅會默默跟隨，并不急于靠近，尋找那個可以搭話的時刻。新同學的抗拒，往往只是因為沒有安全感。默默地守護，微笑的善意，他們能感受到。
他們一起在課堂完成小組任務，一起在寢室協作整理內務，一起吃飯，一起打球。這樣一同面對困難，分享快樂，同齡人間很容易共情，時間久了，之前的疏離消散了，心理關系就得到重建。不安的青春在這里安放，孩子眼里開始重現光芒。
04 尊重差異與個性 ? 創建多元評價體系
詹大年認為，高壓制度只會激起學生更大的反抗，即便他們“變乖”，那也是一種表演。消除學生內心對教育的恐懼，把這些“問題孩子”看成一個正常的人，滿足他的正常需求就行了。
曾經有一個來丑小鴨中學報名的孩子，個子高高的，剛從另外一個特殊學校轉過來，渾身還帶著傷。第一次見面，在校長辦公室，詹大年招呼他坐，小伙子不敢坐。詹大年說，你坐下嘛。他還是不敢坐。詹大年一拍桌子：今天你放心大膽地坐，在這里誰敢欺負你，我幫你揍死他。
“看著很可憐啊，那么高的一個孩子，怎么連坐都不敢坐了呢。”詹大年很心痛。
剛來丑小鴨小學的學生，有喜歡畫畫的、喜歡玩游戲的、獨立能力差的……詹大年走近和了解這些特殊學生的方式都是從接納開始，喜歡畫畫，就給一間教室讓他畫，喜歡打游戲，就讓學長通過陪他打游戲來接近他和了解他。不喜歡做的事，老師就不強迫。在正式學習前，首先讓這些孩子情緒放松，維持正常的生命狀態。
一名學生剛來學校時，學姐學長陪他在心理室玩游戲
另外，在丑小鴨中學，與學生相關的一切事務都由他們自主管理，大到各個班級公約的制定與遵守，小到學校角落空地上種什么植物、墻壁刷什么顏色、畫什么畫，一切都由他們自己決定，并分工完成。
學生在墻上“涂鴉”
學校的籬笆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樣子，冷冰冰的鐵皮也被他們畫得那么浪漫。
寢室的房子雖然老舊，但是孩子們會自己策劃獨有的寢室文化。他們把寢室畫成了星空、畫成了森林，陽臺上用馬克杯種上小植物，一個孩子給杯子寫上“向著希望奔跑，向陽生長”。
寢室里學生手繪的各種品牌LOGO
好的學校以每一個孩子為最高價值。好的學校沒有“優生”，也沒有“差生”，只有學生。而壞的學校，破壞人天生的能力與固有的關系，讓人變得孤獨、焦慮、不知所措，把生命的自然成長說成是學校的成功，明目張膽淘汰人，制定統一的標準，用“達標”去控制老師和孩子......
通過詹大年與丑小鴨中學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所謂的“問題學生”的問題大多是在應試教育下的分數評價體系下所產生的。拋開家庭因素外，正如詹大年校長所說，他們只是不適應傳統的教育模式而已。
每一個孩子都不一樣，每一個孩子都有缺陷。人性有長短，長短不等于優劣。長的筷子、短的牙簽，哪個好？
有些孩子的缺陷就是對學科學習的不敏感或者不感興趣。要彌補這個缺陷必須針對孩子的個性設計適合孩子的學習方向和學習方式。比如策劃一場晚會，語言功底比較好的孩子，就讓他主持；文筆比較好的，就讓他寫臺詞；還可根據孩子的特點和興趣，請他們來控制音響、燈光，實在不能勝任的還可以布置場地、負責衛生。
總之，人人參與，讓學生發展個性、發展能力、找到價值、找回自信。
好的教育應該有多元的評價體系，不僅看學生的考試成績，還要參考學生的學習態度、興趣意志、身心健康、情緒狀態，甚至肥胖率、近視率、參與校外學科培訓等情況；日常評價聚焦學生潛能發展、個性成長，注重對正確價值觀、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的考查，注重對知識綜合運用、問題解決等表現的考查，而不是用統一的分數去評價孩子，去摧毀孩子的學習力、創造力、幸福力。
教育是心靈的事業，尤其需要師者擁有一顆柔軟的心。當一個教師擁有一顆柔軟的心，他就更有可能懂得一些孩子的隱蔽痛點和難言之苦，愿意站在孩子的角度溫柔地守護，從而更容易打開他們的內心，破譯他們的成長密碼。用愛與良知在校園里播下種子，時間會讓我們看見生命的力量。
詹大年校長曾在自己寫的《如果詹大年掛了，丑小鴨中學還有嗎？》文章中提到：“如果所有的教育者都能接納孩子，哪來的‘問題學生’呢？丑小鴨中學這樣的學校本來就不需要啊。我現在就想‘消滅’這所學校......我根本就沒有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丑小鴨中學。”
我們希望教育的悲劇可以不經常發生，我們期待教育生態越來越良好，我們相信“丑小鴨變成白天鵝”不只是童話故事。
（圖源：新京報、最人物、童書媽媽三玲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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