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玉峰，1946年生于浙江紹興。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特級教師，上海寫作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碩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碩士生導師，上海語文學會理事，上海詩詞學會理事，復旦大學書畫篆刻研究會理事，上海語言工作協會理事。

黃玉峰深耕教壇46載，形成了獨特的教育理念與系統的教育方法，至今仍站在教育的第一線上。近年來，更受邀在多所大學、機關、社會團體講學，致力于傳播“人”的教育。

到今天，我已教了四十多年的書了。我十八年在松江二中，二十二年在復旦附中，可以說，我是教了一輩子的書。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楊瀾采訪我時問我，這幾十年來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說最得意的是：一，我這一輩子能做個教師；二，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被評到過先進。我的簡歷大致如此。

基礎教育，讓“人”不見了

今天我講的題目叫《“人”是怎么不見的？》。這個題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儀式時，站在臺前。看著下面黑壓壓的一片，我突然想，我們的孩子們，是不是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教師，是不是站起來了？是不是還在跪著教書？我們是不是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人？

現在幾乎沒有哪一個校長說不要“以人為本”，沒有哪一個教師說不要“以人為本”，也沒有一個家長說，不要把孩子培養成人，但是，實際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僅23歲的年輕教師郝旭東倒在血泊中了。殺他的是一名16歲的高一男生，他為什么要動刀？

事先他花65元買了3把刀帶到了學校，他還寫下了三百余字“死亡筆記”，其中有這樣的話：

“我就是個壞學生……我恨老師，更恨學校、恨國家、恨社會……我要發泄，我要復仇，我要殺老師。” “我的人生毀在了老師手上。”

“我已經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著像一個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細胞’。不光是老師，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學也是，他們歧視我……我也不會去尊重他們，我的心靈漸漸扭曲。我采用了這種最極端的方法。

“我不會后悔，自從這個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一條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這種方式可以喚醒人們對學生的態度，認識社會，認識國家，認識到老師的混蛋，讓教育事業可以改變。”

然而，這樣的事太多太多。為了讀書，兒子殺母親，母親打死兒子的事屢屢發生，因為反感讀書，未成年的孩子自殺的事更是數不勝數。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我們不能全部歸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

我只想追問，我們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人自由生長，是讓人性升華，是要讓人快樂，而我們的教育卻給人帶來痛苦，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出了問題？

五條繩索捆綁了中國的孩子

第一條：“功利主義驅動”

第一條繩索首先是教育目標出了問題，教育成了功利主義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義在驅動。

教育的終極目的到底是什么？ 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態，有一顆善良的充滿愛的心，當然，還要有健康的身體。也就是要活得快樂，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質量。

而功利主義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犧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態，以及對社會的責任與對他人的愛，專在技能上智力上進行強化訓練。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義這個道理，其實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說得很清楚。

一位學者說：大自然造人的時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著一種求知的需求，由教育來完成。教育是為了人更完善。

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有一個人說得特別好。這個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稱的。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幾句話：“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個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兒得到充分的發展。

所謂“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說，教育終極目標是為個體的發展，是“人”的充分發展，不是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個人都得到充分發展，國家自然也會發展。說這話的人叫潘光旦，諸位大概知道這個人，是個社會學家，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著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啟超的學生，費孝通的老師。

在人的教育上，必須要符合 “天道”，讓它符合天性地成長。為此，要有一顆平常心。

前兩年主流媒體一直在宣傳“贏在起跑線上”。有一個叫竇蔻的六歲孩子，寫了兩本書，一本叫《竇蔻的年華》，一本叫《竇蔻流浪記》，他的爸爸，也寫了一本書，叫《竇蔻是這樣成長的》。

當時幾十家電視臺，包括中央電視臺也在宣傳這個神話。上海電視臺有話大家說主持人來找我。我把三本書看了一下，真是嚇了一大跳。這哪里是神童，這完全在培養扭曲的人！在做節目時，我讀了幾段竇蔻的日記：

今天做節目有很多是中國名人，許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華153頁。）

整本日記不滿兩萬個字，但充滿了嫉妒，仇恨，霸氣……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個孩子！當時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導孩子把陰暗的心理表現出來，便大聲罵我，說我懂什么教育，欺負孩子。

更可怕的是，全國各地婦聯還請他作報告。全國媒體不斷炒作。后來我在文匯報上發了一篇文章《起跑線上不要急于定輸贏》。

為了擺脫貧困，他父親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社會竟如此為他炒作，因為這正好迎合了社會上功利主義的胃口。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就是不考慮怎么成“人”，不考慮人的完善。不考慮人的成長規律。不考慮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丟了，“人”不見了。

功利主義是自上而下的。教師服從校長，校長服從教育局長，教育局長服從他的頂頭上司，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政治的、經濟的、名譽、地位有關。

就這樣，在國家功利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下，我們的孩子每天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從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為分數而起早貪黑，奮斗不止，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厭學逃學，用各種形式，甚至用殺害教師的手段來進行反抗。

第二條：“專制主義坐鎮”

諸位都是應試教育的過來人，是應試教育下的勝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過也許你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進來的。我想一半是靠聰明和拼命，一半是靠運氣。我說這話，各位不要生氣，我是有根據的。

我參加過高考命題，也擔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閱卷組組長。我們中心組的五個高考閱卷組負責人總要把卷子做一遍，結果往往是二人錯了，三人對了，三人錯了，二人對了，幾乎沒有一道題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

有一次我們的答案竟奇跡般的完全一樣，但打開命題人的標準答案一看，怎么樣，全錯了。

舉個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這樣一道題。請閱讀下面這首詩，回答問題：

送春（朱弁）

風煙節物眼中稀，三月人猶戀赭衣。

結就客愁云片段，喚回鄉夢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現，弱柳沙頭絮未飛。

把酒送春無別語，羨君才到便成歸。

問：這首詩通過什么和什么（用詩中的句子）寫出了春天的什么？

標準答案竟是：通過“花初現”和“絮未飛”寫出了春天的“短暫”。

試問：花剛剛開，柳絮還未飛，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的短暫？其實這首詩，并非寫春天的短暫，而是在寫作者思鄉。春天剛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還沒回家！所以后面寫道：把酒送春無別語，羨君才到便成歸。這是羨春，是思鄉，不是在寫春天之短暫！可是標準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條款，無理可說。古詩如此。現代文的閱讀更不必說了。

總之，專制主義就是通過高考這個指揮棒，訓練你迎合出題人的意見，揣摩出題人的意圖，只要你聽我的，怎么做都可以。

美國當代教育家庫姆斯警告說： 教育不該被迫在聰明的精神病患者與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笨蛋之間作出選擇。

真是不幸言中，我們的教育正是如此。從培養奴性的人的角度講，我們的教育是成功的。在專制主義的長期壓制下，我們的同學們確實已經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那無休止的題海中，孩子們的學習樂趣被剝奪，生活樂趣被剝奪，獨立的人格沒有了，不會思想了，只會人云亦云。

第三條：“訓練主義猖獗”

“訓練主義”，即為了一個功利的目標，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訓練體系。學校成了車間中的流水線，每一位不同學科的教師幾乎在干同一件事——鍛鑄、雕鑿符合“標準”的零件。美其名曰：靈魂工程師。

剛才我們講了“人”怎么不見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所設定的教學目標根本上不是為培養人而是為了制造螺絲釘。既然你是為了制造螺絲釘，是為了讓他們聽話，把你擰在哪里就在哪里。那么一切所謂的學習，都將是被動的。

于是應試教育應運而生，要聽話，要根據統一標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獨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夠按照上面的規定動作做就行了。

于是，就要接受訓練，訓練主義自然也應運而生。確實，現代社會分工細密，專業繁多，但不應成為機械訓練的理由。教育的本質仍是“人”，要培養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訓練主義的本質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線那樣，可是，人的精神成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的。

以語文為例。本來，我們語文教學的任務是要建構學生的語文系統，這個系統分三個子系統：1、漢字的認字和寫字系統；2、漢語的聽說讀寫系統；3、母語文化生成系統。而這個系統的基礎的東西是傳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這里讀、記、背是繞不開的。只有大量的積累，積累的語言、思想、感情才會起潛移默化的作用。

但現在作為人文學科的主要內容，我們的語文是異化了。語文課成了數學課，母語課成了外語課。教的不是語文，而是非語文。上課不讀書，下課不看書，為了應付考試，幾乎是天天在分析。

訓練主義，害了多少人。我們的教育創造了一個像在馬戲團里訓練動物野獸的那樣一個環境，通過統一的高考標準，通過這樣的教育，把每個人都訓練成為沒有思想、沒有個性的沒有獨立人格的工具。還談什么創造能力，實踐能力？還談什么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

第四條：“科學主義橫行”

在教育界，幾乎年年有新的舉措新的理論，而且往往很多打著科學的旗號來折騰。教育論文鋪天蓋地，而且都把它說成是符合科學的先進的教學理論。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們不過在制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罷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與時俱進。老教育家呂型偉說，這叫教育的“多動癥”。

在我看來，與其說教育是一門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藝術。因為它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啟迪人的靈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謂科學理念，往往壞了教育。我們還是歸真返璞的好。

下面我想特別提出來講幾個當今基礎教育界流行的“科學”的觀點。結合語文學習特點來剖析一下。

1、關于“授之以漁與授之以魚”的問題

有人說，教育“要授之于漁，不要授之于魚”。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學到抓魚的方法，方法會了，以后自己抓魚吃。但是我要問，抓魚的方法怎么學到，是老師可以憑空傳授的靈丹妙藥嗎？

比如，如何讀書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讀書，會讀書的人，但你問他讀書方法，他能講得出嗎？他能傳授給你嗎？好比：打網球，你不去打，教練僅僅教你打的技巧，你學得會嗎？古人云“觀千劍而識器，操千曲而知音”，“積學以儲室，酌理以富才”。

你自己不去讀書，你怎么學會讀書。其實，大多數老師自己也不見得都有“打魚”的本領和方法，他不過在教學生“做習題”的技巧而已。

2、關于“減負”問題

現在媒體上把“減負”叫得整天響。教育部明文規定，誰增加學生的負擔，就一票否決制，不能評級。教育是復雜的事業，最忌籠統地提口號，搞一刀切。

對減負我們不能機械地看，關鍵在于是否讓他們學得有收獲，學有興趣，有收獲有興趣自然就覺得輕松愉快。像現在那樣，為了考卷上的幾分之差，不斷地反復地進行低層次的操練，必然會感到煩躁，感到壓力大。

而且對“減負”不能籠統地看，不是說所有的“負擔”都要減，人總是要有負擔的。讀書是苦中找樂的過程。該有的負擔不能減少，而不該有的無效的負擔則不但要減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輔、無窮無盡的習題等等。

以語文學科為例。我認為學生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閱讀的量要增加。有些課文看一二遍就夠了，不必沒完沒了的分析、討論探究，做作業，但現在的問題是，常常無中生有，要求學生把課文里沒有的東西講出來，還硬要編成古怪的習題，還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

同學們為了做習題，便去買大量的教輔材料，看了答案，又發現與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興趣和信心。如此惡性循環，那才叫真正加重負擔！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教師為了不撞槍口而表面上不得不減少課時，一方面又為了提高所謂的成績拼命在加班加點，并且號召學生們去補課去家教。

因為他知道如果真的減負成績下去了，校長那兒也是一票否決制。這種政策叫逼良為娼，號召大家說假話，做兩面人。口頭上講減負，實際上搞加碼。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講假話，講一套，做一套，而且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3、關于“知識和意見”問題

把意見當知識考。個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確，也不是知識，而是意見。現在的考試，大量的選擇題，都是出題者的意見，也就是說，他認為這個是對的，他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軟弱性，他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虛榮心，他認為反映了什么什么！

一定要別人按他的答，否則就錯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為什么連本專業的大學教授也答不對，就是因為他們的意見不同。那么，為什么要讓學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樣呢？我毫不夸張的說，如果讓學生出題目來考高考命題人，他們也會被烤焦烤爛！

科學主義橫行的結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學的美名，他們把人的力量無限放大，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不要按天意辦事，毫無敬畏感，他們像王安石那樣，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動不動就把別人的東西扣上各種帽子，什么反對科學，什么反對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義，各種各樣的帽子滿天飛。

教育，應該啟迪孩子們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規律。在教育問題上，我以為還是具體一點，多研究具體的問題，少講一點空洞的理論，少講一點偽科學也就是少講點科學主義。

第五條：“技術主義助陣”

提倡科學主義的結果必然是一切教學活動的技術化，規范化，變成可批量操作的行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上課有模式程式：復習舊課幾分鐘，講解幾分鐘，提問幾次，用多媒體要占多少比例。老師批改作業幾次，上面是不是見紅，紅的有多少？

評職稱要看論文數量，字數多少。是哪一級刊物發表的，是不是有書號。只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的，只要是有書號的，哪怕文章再爛。也能評上。

還有，在行為規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凈扣幾分，早操時講話扣幾分，并且要按時檢查。弄的學校像警察局，教師、學生像小偷、像犯人。

科學主義與技術主義實際上是同一個東西，一是形而上學的理論指導，一是形而下的機械操練，目的是一個，試圖找到“舉一反三”的好辦法，將教學納入“科學的軌道”、“專制主義”的陷阱。

1889年美國教育心理學之父詹姆斯說過：“一些教育心理學家和專家都想把科學實驗室里的東西拿到課堂里來試驗。”他認為這不行，因為教室不是實驗室，教室里，面對的是人，所以要將科學原理轉為了教學經驗“需要居間的力量”，所謂“居間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將理論融會貫通地用到實踐中去，這個人既有理論又有實際能力。

他批評當時的美國教育界有一種“科學化的沖動”，他說：“科學的沖動只會給教學帶來混亂。”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學的原理要驗證，實驗的數據首先要求實驗的條件保持不變，結果可以反復出現。

而教室里的學生是一個個活的生命體，每一分鐘，每一個個體都是不同的，都在變化之中，你如何來設定科研的條件？如何來應對課堂里每一分鐘的教育？

法國有位哲學家說：“你可以期待太陽從東方升起，而風卻隨心所欲地從四面八方吹來。”

我要說：你可以大致設定一個教學目標和計劃，但明天你課堂的學生會隨心所欲地提出各類問題。而這些問題你無論如何也是不會全部預計到的？你怎么能科學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學中的智慧與藝術，依靠你教師的學識，來處理這樣問題，這就需要我們花更大的力氣。

就這樣，明明是很有才華的學生，一個個成了俯首貼耳，灰頭土臉的樣子。在這五條繩索的捆綁下，朝氣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瑣瑣、謹小慎微的、唯答案是從的學習的奴隸，成了習題的奴隸，成了老師的奴隸，考試的奴隸，教輔書的奴隸，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隸。

總之，這五條繩索捆綁住我們的學生：

功利主義：浮躁淺薄，急功近利。

專制主義：扼殺個性，奴化教育。

訓練主義：制造工具，剝奪靈性。

科學主義：貌似科學，堂皇迫害。

技術主義：專講技巧，反復操練。

就這樣，獨立的人格不見了，獨立的思想不見了，自由的精神不見了。“人”不見了。更為可怕的是，在這樣環境中成長的學生，養成一種雙重人格：他們知道“該”說什么和“該”做什么。

例如，當教師們、校長們大呼“素質教育”的時候，他們知道實際上校長們要的是分數；當學校教育他們為人要忠誠講誠信時，他們知道為人須乖巧，要找關系……

杜威說：我們在學校里課堂上進行“關于道德的教育”，而整個社會整個成人階層，對他們進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分不值。

這些，都值得我們每一位深思。

來源 | 當代教育家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