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兩會期間， 減輕教師負擔再次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 民進中央提交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教師負擔的提案》建議，對要求教師關注的微信公眾號、網絡平臺以及需要教師參與完成的點贊、轉發等工作進行全面清查，整合網絡管理資源，減少教師參與頻次，避免重復參與，向社會公布并接受監督，引發熱議。其實，高校教師壓力指數也不小，根據相關調查， 高校教師中,約八成表示實際工作中承受的壓力較大。那么，為何中國大學教師壓力指數如此之高？來看人大教授郭英劍的這篇文章。

文 | 郭英劍，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2017年5月4日，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刊登文章，介紹了瑞典延雪平大學教授佩爾松所主持的一項研究。這項討論世界高校中哪國學者最有壓力的研究表明，中國高校首當其沖。

(相關資料圖)

這項研究將壓力分為從0到5共6個等級。從結果看，最沒有壓力的是德國，壓力等級為0。與之相對的，中國學者的壓力為5級，而且中國也是世界上唯一占據5級高位的國家。

據報道，這是全球首次針對高等教育壓力等級的一次跨國界研究。主持這項研究的佩爾松是瑞典延雪平大學的教育心理學教授，他針對過去20年間的情況，通過分析91篇文章和各種文獻資料，對34個國家的職場壓力進行了全面調查，最多的一次調查人數將近38000人，平均參與人數也在1430人左右，最終得出了上述結論。這一研究成果將在今年年內出版發行。

在上述結果中，德國的大學教師無疑處于壓力等級的最底層。同時，加拿大、丹麥、芬蘭、馬來西亞等國的大學教師也幾乎沒有什么壓力。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大學教師位于壓力等級的中區，比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強一些，但幸福指數顯然不如美國、日本、荷蘭和新加坡等國，甚至也不如伊朗、土耳其、烏干達、希臘、葡萄牙等國的工作環境。而在30個考察壓力與性別關系的調查中，有一半都認為女性相對于男同事更容易有壓力。

若對上述研究結果進行解讀，我們不難發現，德國的大學教師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因為他們毫無壓力可言。而中國的大學教師無疑就是最“悲慘的”，因為我們的壓力指數最高。那么，何以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偏差呢？

佩爾松的研究結果表明，德國的大學教師之所以能夠如此“歡喜”，就在于德國相對缺乏一種績效管理文化。我們知道，所謂績效管理（簡稱PM）主要是指為保證以有效與高效的方式不斷實現各種目標而采取的各種方法、措施與手段。因為沒有嚴格的績效管理，使得德國的大學教師士氣高昂，對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

回過頭來看中國。中國大學何以壓力如此巨大呢？根據“全球學者管理與管理不善”調查，中國大學壓力最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女教師所面臨的壓力過大，她們在兼顧學術職責與個人或家庭責任時，得不到任何幫助。佩爾松對《泰晤士高等教育》記者說，“（中國）女性學者將面對工作所帶給她們的所有壓力，而一旦她們有了孩子，人們又期望她們好好照顧家庭——但（中國）男性學者就不必如此。”

對于英國高校教師的壓力甚至高于伊朗、土耳其等國，佩爾松的解釋是，因為深受英國日漸增長的《研究卓越框架》的影響之故。所謂《研究卓越框架》（簡稱REF）是英國在2014年所提出的用以評價英國高等教育（2008—2013年）研究成果的評價機制。2016年7月新的評估原則出臺，下一次評估將會在2021年舉行。在佩爾松看來，英國學者對工作的滿意度和職業幸福感，完全被REF所毀掉了。而且，讓教師們感到最難過的是在（2008—2013年的評估之前和之中的）2006—2010這四年，他用“惡化”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情形。對于評估中的年輕大學教師來說，他們更是苦不堪言，因為他們要接受全新的管理體系的最新要求。佩爾松認為，這是導致教師失去幸福感的最主要原因。

01

工業化管理模式是罪魁禍首

一般認為，學者是對職場滿意度最高的人群。那么，為什么現在越來越多的高校教師會對自己的職業不滿意呢？

就世界范圍而言，很多原因是共同的，比如，超大工作量是壓力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還包括缺乏來自管理者的支持、理解與尊重；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不公平的職稱評審制度；感到不公平等。但在佩爾松看來，罪魁禍首還在于日本著名的豐田公司（Toyota）所推出的“豐田生產方式”。1960年代，豐田公司逐步推廣了其極具特色的“精簡管理模式”，這是一種消除浪費、關注流程速度與效率的管理模式。正是這種管理模式導致了職場壓力大增。

佩爾松認為，將工業化的管理模式強加于學術界，實際上是因為根本不明白學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權才能發揮作用的。對于學者們的管理，不應該像他們在一般企業工作那樣，而是應該給予他們信任，放手讓他們去做自己的工作，但現在的問題是，管理者們仿佛并不明白科學與創造性工作究竟是怎么來的，工作上不愿也不肯放手。

02

中國高校教師的壓力究竟何在

上述研究結果將中國高校教師的壓力歸結為女教師的壓力過大，這無疑是一個事實。但把壓力過大的原因僅局限于無法協調工作職責與家庭生活間的平衡，那顯然不是全部的事實。實際上，如果工作本身的壓力不大，處理好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關系，理應不是問題，比如德國這個0指數壓力的國家，難道就沒有女教師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中國高校的女教師顯然承受的是雙重的壓力，即工作重壓之外，還要兼顧家庭的重壓。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雖然各行各業都有壓力，但中國高校教師現在面臨的壓力之大可謂前所未有。越是優秀的高校，教師的壓力越大。壓力來自各個方面，從生存壓力到職業壓力，幾乎是全方位的。20年前，在大學工作的教師還有權購買到平價住房，使居者有其屋，至少解決了基本的生存問題。但如今在北上廣這樣的地方，不提供住房幾乎已經成了慣例。而房租之高人們有目共睹。

試想，一個剛剛畢業的青年博士，其不高的收入除了付房租和基本生活費用之外，幾乎所剩無幾，他們如何去面對生活和工作中的雙重壓力？青年教師在30歲到40歲之間是最為關鍵的十年，在生活上剛剛開始擔負起人生、家庭的責任，在學術道路上開始真正獨立的艱難爬坡階段，這個時期非常需要管理者和方方面面的理解、支持與關愛。如果他們不能在這個時候得到實際的幫助和真正的支持，而只是對他們提出要求，那么期望他們在這個階段做出一流的學術成果就有些勉為其難了；青年學者做不出一流的學術成果，指望學科與學校在未來能夠進入一流，則不免有些不切實際了。

經常聽到有人說，憑良心教書。這句話雖然體現了教師高尚情操的一面，但仔細想想，僅憑良心教書是多么無奈的舉動。大學教師擔負著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三大責任，其使命與職責明晰，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完成，僅靠良心可以維持一時，卻難以堅持長久，目標也難以很好地實現。多年前筆者便曾提出過，管理是當代中國高等教育致命的軟肋，并且質疑在高校“以教師為中心和以學生為中心”究竟有多難。

當下中國高校最大的問題其實還是管理問題。從成立到躋身世界名校之列僅用了10年時間的香港科技大學所奉行的一個辦學理念是：禮聘一流人才并且使他們感到快樂。今天能夠進入高校擔當重任的教師，大都是他們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的生力軍。試問，今天的中國還能有多少教師是在快樂地、充滿激情地工作呢？

管理涉及到大學的使命，體現在各種管理理念、價值觀、政策與規定等各種手段與措施上。高校管理，應該不同于企業化管理。我們都理解，管理有規則，管理講數據，管理追績效，但高校管理最終的核心力，還是應該使教師全身心投入，使他們快樂并富有激情地工作，這樣才能一舉數得地達到最佳的效果。在中國高校“雙一流”建設的熱潮中，大學教師的壓力會繼續倍增，如何為教師減壓并使他們快樂工作，值得引起我們的管理者的重視與深思。

來源：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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