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30多年，一位教育部全國模范教師始終在堅持這樣一件事：帶領學生邊走、邊讀、邊思考。近些年才在國內討論的跨學科學習、項目式學習等概念，他很早便在實踐。而之所以傾力于此，是他看到愈演愈烈的教育焦慮背后真正的動因，立志給孩子插上擅長觀察、閱讀和思考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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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文丨Luna 編丨Leon

近年來，人文教育的理念越來越受到重視。在諸多學科中，語文的人文性尤其突出。

從根源上說，語文本身就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統一。但現實總是有遺憾的，出于種種原因，傳統的語文課堂在人文教育這一塊總留下一些缺憾。

不過，有問題，就有嘗試解決問題的挑戰者。樊陽便是其中之一，而他給出的答案則是自己堅持了30多年的人文講壇。

從形式上說，人文講壇是一個結合了閱讀和行走的人文行讀課堂；從具體的教育實踐角度來看，人文講壇更是具有跨越時代的預見性，研學旅行、整本書閱讀、跨學科學習、項目式學習等近年來備受重視的教學方法早早就存在于其中。

樊陽

上海楊浦雙語學校語文正高級教師

教育部全國模范教師、上海市教書育人楷模

在樊陽看來，這些預見性的背后，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為自己只是遵循了教育應有的理念，從成就一個完整的人的角度出發。“人文強調的是對人的尊重、理解，以人為目的也是教育的本質。所以，人文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理念和基礎，本就應該貫穿所有的學科。”

樊陽自己一開始也沒想到，雖然期間也經歷了一些變動，但自己這一堅持，就是30多年。

從陜西調到上海兩年多后，人文講壇在1998年重新開設。

2004年到2012年，因為帶教的初三班級中考成績優異，樊陽被學校留在初三整整八年，人文講壇堅持得很艱難。

2011年，在朋友的幫助下，人文講壇開始見諸報端，吸引了越來越多人的注意。

2015年到2021年，他在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雙語學校高中國際課程班，主導開設了一門漢學課。這門漢學課既彌補了人文教育的不足，也推進了人文行走的校內課程化。

如今，樊陽人文講壇面向上海市所有中學生開放，在其他地區，也有越來越多的同道者加入共同體。目前，樊陽已經帶領師生先后行走了26個省份200多個城市，形成了上海60條線路與課程，全國人文行走近40條線路與課程。

人文行走路線圖

這么多年來，人文講壇變得越來越壯大，同道者也越來越多，樊陽自己對語文和人文教育的思考也越發深入。

從“人”出發，

就能看到傳統語文課堂的問題所在

30多年前，樊陽帶學生嘗試人文行讀，其實也源于“意外”。

其實，在中學時代，古板枯燥的教學方式讓他對語文提不起多少興趣。反倒是憑著對歷史、地理的喜愛，他早早養成了行讀的習慣，不僅會做摘錄和剪報，還會去實地探訪書中記載的遺跡。大學時，更多的閱讀，更多的行走，以及打通各科的通識教育更是讓他在人文學習方面沉淀了許多。

講座——中國地理環境與原始文明的產生

可是，當他以語文老師的身份再次回到母校時， 他失望地發現語文課竟然還是老樣子。接受過人文教育的“洗禮”，樊陽決定一定要做些什么來改變，語文課不應該限于一篇篇零散的文章，而是要帶學生看到更大的世界，讓他們成長為更完整的人。

于是，在參加工作的1991年，他就開設了一個放學后的語文小組，專門和學生們討論課本不收，但學生應該了解的閱讀內容；一年以后，他也開始和學生一起人文行走，在游歷中學習、探討、思考。這就是人文講壇最初的模樣。

30多年來，教育一直在發生改變，語文也是一樣。但在樊陽看來，如今的語文教育仍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幾個問題，導致人文教育的理念不能很好地落實。

第一個問題是教學形態沿襲固化

一個讓人不安的事實是，自工業革命時代以來，盡管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教育模式的改變卻不多。孩子們的主要學習方式還和100多年前一樣。

美國作家和教育演講家馬克·普林斯基在提出“數字原住民”這個概念時，曾說道：“教育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老師們都在使用一種過時的、非數字時代的語言，試圖去教一代幾乎完全使用數字化語言的人。”

樊陽對此也深有同感。這套建立于19世紀的教育模式，追求的是標準化、效率化，強調的是知識傳授。但如今這個時代， 真正的學習不會誕生于被動的觀察，而是誕生于積極參與的互動過程中，更強調的是師生之間平等的對話。

第二個問題是教材和學術及生活有嚴重的隔膜

通過大學的學習，樊陽越發感覺到， 只有廣泛涉獵和了解人類的文明歷程，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精神世界。對學生們來說，中學更是思想飛躍的時期，這段時間更加應當多閱讀。

但教學內容盲目追求唯教材化的趨勢，卻帶來了一些困擾。“從教學內容的把控上來說，是需要教材的，但是教材的選文不應是教學內容的唯一載體，特別是在母語學習的過程中，教學內容應該從教材引向更多樣的文化載體與更廣闊的生活實踐。”

樊陽講座講授建安風骨

在最初的人文講壇上，樊陽就不斷地為學生介紹許多課外的書籍和閱讀材料，引導學生暢所欲言。現任南開大學副教授楊琳當年也是他的學生，在她的記憶中，人文講壇讓但丁、屈原、魯迅，這些遙遠的名字都被拉近了，自己好像一下子長大了，就像一個懵懂的小孩子被“喚醒”了，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觸發著心靈。

第三個問題是教學內容上存在著學科壁壘

“學科壁壘就是過度強調語文的學科本位。雖然每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特征，但是從母語學習的角度來說，語文的教學內容天然和其他學科有很強的融合性。”

樊陽說道，對于學科本位，語文老師們普遍對“什么是真正的語文”感到焦慮，總是更容易從“我的課是不是語文課”“課上的語文味是不是足夠”的角度來評價語文教學。但“語文味”究竟是什么，又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定論。

最終，大家只能認為，凡是不斷強化語言文字意義的就是語文。可一旦把語文局限在這些純粹的語文知識中，又恰恰把路走窄了。

比如從修辭手法和文體特點（例如記敘文六要素）來分析文章內容，固然是一種讀法。如果學生只會從這些角度解讀文章，那他的眼界胸懷無疑是狹窄的。因為對一個成熟的閱讀者來說，這些都是已經內化的程序化知識，完全可以有更多解讀文章的角度，深入思考。

“吳興行走——趙孟頫的選擇”合影

不過，樊陽也提到，值得期待的是，新課標要求各門課程要用不少于10%的課時設計跨學科主題學習，這或許會緩解語文學科壁壘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功利化的教育指向固化了學生的思維

在種種壓力之下，如果課堂教學、課后作業、考試，都在引導學生要順著答案拿高分的話，那必然會讓學生陷入一種固化的思維。那就是認為問題總有唯一的答案，要去追求這唯一的答案。

“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 人文教育追求的是解放人們的思維，培養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思維固化與人文教育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行讀萬里之新疆

而樊陽的人文講壇，在探索人文教育的同時，自然也要打破這些沉疴。或者說，一個實踐了人文教育理念的課堂，必然會打破這些問題帶來的束縛。

從閱讀到行走，

以世界為課堂，在思考中學習

創立之初，閱讀與行走就是人文講壇不可分割的兩部分。自2015年以來，人文講壇的主要教育實踐形式就是“人文行讀”，由相輔相成的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中西文化史脈絡下的人文閱讀講座，另一部分是跨越大江南北的人文行走課程。

人文講壇五年為一輪，這一輪里，他會和學生一起經歷100講人文講座，50回人文行走，涉獵100本書，精讀50本經典。每個月，人文講壇都會根據閱讀講座的內容，在上海或周邊組織一次人文行走。到了寒暑假，人文行走的路線則變得更遠。

行讀萬里線路

和創立之初相比，這其中的變化在于，人文講壇形成了較為成熟的課程體系，老師的課程意識影響著學生學習的效果。

“如果沒有課程意識，那么人文行走或研學旅行就既沒有‘研’，也沒有‘學’，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只是走馬觀花。”

他還著重提到了當下很多研學旅行的三個突出問題：

而解決這三個問題都離不開人文行讀的一個重要特點——動態且多元。

這里的動態和多元都有雙重的含義。

顯性的動態，就是人文行走的形式讓課堂流動了起來；而 隱性的動態，則在于學生在這個過程中的不斷思考。

而 多元，一方面是學生閱讀材料從課本拓展到各種課外文本，甚至景觀文物上，另一方面則交流不僅發生在師生之間，還發生在學生和學生之間。

在行讀的過程中，學生是主體，這就要求老師要成為一個推動者，激發學生去主動思考。讓他們不再滿足于“是什么”的靜態知識，還能進一步去了解和思考“為什么”，還要探討對現實會“怎么樣”。

要做到這些，從行前的準備工作開始就不能馬虎。別小看這項“預習功課”，有很多孩子在沒有經過鍛煉前，都不知道該怎么準備。最常見的做法，就是上百度搜索關鍵詞詞條，看完就算準備完畢。

“黃道婆”行走——觀摩石碑

“要我說，這實際上就是在偷，甚至還不如偷。你以為查了百度，知識就是自己的了，但我稍微問一些深入的問題就都不知所以然了。”樊陽這樣說道。

為了讓孩子們更好地做好行前準備，他把“預習功課”分成了三個部分。

比如“蜀道行走”要經過劍門關，李白的《蜀道難》、陸游的《劍門道中遇微雨》都是不能錯過的名篇。也有名篇經典不多的旅途，比如“唐蕃絲路甘青行走”，但是樊陽和學生卻發現當地名人明朝詩人胡纘宗在天水留下了大量詩篇。

當然，文本并不局限于詩作。在河南行走中，樊陽給學生們選了許倬云先生的《華夏論述》，讓他們能夠從宏觀視角去了解“中國”這個概念的形成；而曾國藩的書信、日記則給了參與湖南行走的學生一個更生活化的視角，去了解他；還有容易被忽視的繪畫書法作品，也是很好的閱讀材料，湖州行走中對趙孟頫的理解，就是從他的書畫閱讀開始。

湖南行走——師生誦讀

二是梳理景觀相關的基本知識。行走途中，文物、古跡都是很重要的觀察對象，每個人這方面的知識儲備都不一樣。樊陽認為，了解基本的知識還是必要的。

三是梳理和思考要探究的主題或者要完成的項目設計。這其實也是貫穿整個行讀的項目式學習的一部分。

就在剛剛過去的寒假，樊陽還和學生們在進行“在上海街道走遍中國”這個主題的行走。一個六年級的學生小組的目的地是山東中路，任務是為這條路設計一個Logo或者街心花園，要能體現山東省和山東中路共同的文化特征。

“在上海街道走遍中國”

如果只是查資料，百度只會簡單地羅列山東中路的位置、長度和一些建筑。但樊陽期待學生能夠了解到，“山東中路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它是中國報業和印刷業的發源地，而申報大樓和仁濟醫院是這條路上最重要的兩個建筑”。了解到這種程度，才算對自己的探究項目有基本的了解和思考，否則，后續的探究將更難進行。

申報館位置圖 上海市行號路圖錄 1947年

至于行走中的活動怎么安排，其實樊陽都圍繞一點下功夫—— 要讓學生保持交流和思考，主動學習才算不虛此行。

在去山東中路前，六年級的學生們告訴他，因為南段因為即將拆遷，自己打算從北段蘇州河開始，往南行走。樊陽卻提醒說，從靠近延安東路的南段開始更有意義。

為什么？兩個不同的觀點自然激起了學生們的爭論。

從北段開始，好處是未拆遷的居民更多，采訪對象更多。那南段呢？

樊陽打開歷史地圖，讓學生觀察比對，學生很快發現：現代印刷業的發源地麥家圈、上海第一座西式醫院仁濟醫院，還有申報大樓……從南到北依次展開——

然后，老師給大家推送兩篇反應這段歷史的文章閱讀，這時，學生們都恍然大悟：山東中路就是這樣逐漸興起的，中國現代印刷、出版、報業也是這樣逐漸聚集并輻射全國的。

申報館2020年影 澎湃新聞記者朱喆 圖

樊陽從不直接否定學生的想法，而是以交流的態度和他們共同探討，激發他們自己探究。

在行走途中，由學生發起的觀察和思考也不少。一位負責建筑內容的學生就發現，老城廂房屋檐角上有鐵質的花紋裝飾。樊老師讓學生掃描歷史保護建筑二維碼，出現的介紹文章，進行現場閱讀，學生們在閱讀中欣喜地發現，原來這是上海開埠以后，西方建筑風格進入中國帶來的影響。這可是個了不得的發現！憑著這一點，學生們又繼續推斷出了這座建筑的歷史，可能有80年，甚至100年，稱得上是歷史建筑了。

每次行走結束之后，學生們還要寫下自己的行走觀感，即時記錄下感受和疑問，并在盤點總結時交流自己的收獲和思考。言語實踐貫穿行走前后。至此，一個行讀主題的學習才算告一段落。

孩子們做的筆記

人文教育始終離不開“教育”二字，從人文講壇的實踐中也能看到，跳出傳統語文課堂的桎梏并不意味著走出教室就是游樂場。閱讀與行走都是實現人文沉淀的方式，但學習和思考的教育核心也同樣不會改變。

普遍存在的教育焦慮，

需要更多的閱讀來治愈

教過國際課程班，也教體制內的班級，教過高中10年，初中21年，30多年來，作為老師，樊陽可以說已是桃李滿天下了。但每次站在課堂上，他都能感受到，在強調競爭的氛圍下，教育焦慮在家庭中普遍存在。

“在以應試為核心的教育機制和教育氛圍下，語文像是一門弱勢學科。 看上去它對學生的影響好像是最深最遠的，但是因為它不像數理化那樣可以很快提升分數，所以經常被忽視了。”

樊陽清楚地感受到高中學是學生思維能力培養的關鍵期，如果培養得當，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獨立思考等能力都會在這個時期突飛猛進。 但現實情況中，學生們總是要把時間留給更能提分的課，或者更有利于申請的內容，因而忽視了語文學習。

對于留學路線的學生來說，這種忽視的影響甚至更甚。高中時， 很多學生還沒有建立起完全的英文思維，母語學習又不足夠，結果就是中英文的思維能力都不完善。有的學生不得不在進入大學以后，再花成倍的時間與精力，來鍛煉自己的思維能力。

這也是他曾給國際課程班的學生開設漢學課的原因之一。通過課程化的閱讀和行走，他希望學生們在跨越了文史地哲等學科的學習過程中，多閱讀、多思考、多鍛煉思維，也為文化認同打下根基。

樊陽在講座上講授莎士比亞與《李爾王》

而對于深陷教育焦慮的另一個群體——家長，樊陽同樣強調了閱讀的重要性。

“家長養育孩子最重要的是要給孩子自由，但同時又不能是放縱。家長應該要反思自己的焦慮從哪兒來的，不要全部拋給孩子，也不要都歸咎于社會，而把自己的責任拋之腦后。”

要做到既給自由，又不放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給孩子精神引領，保證孩子的精神食糧。而最核心的方法，就是鼓勵孩子讀書，還有親子共讀。

上學期，樊陽帶的六年級孩子正好學習到高爾基的《童年》，除了課本上的文章，樊陽還補充了上海作家簡平的《青草奔放》。簡平就是在楊浦區長大的，他筆下的童年讓不少孩子的祖輩深有感觸，因為這都是他們熟悉的生活。

趁著這個機會，孩子們也進行了一系列家庭訪談，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祖輩們的生活經歷。這不僅讓平日里沒什么共同語言祖孫有了更多交流，無形之中也實現了祖孫共讀。

作為老師，樊陽比家長看到了更多學生的經歷，無數學生的故事都在證明，一時的成績管不了孩子后面漫長的人生，而閱讀開拓的眼界、思想境界往往會帶來生活的轉機。

“很多時候，恰恰是因為我們讀得不夠多，才會被教育焦慮裹挾。”他說，“我們應該好好考量一下，在現在這個時代，為人父母者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認識自己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如果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是好工作和金錢回報，那自然就容易焦慮，恐怕也很難逃離被‘卷’的命運。”

樊陽組織讀書小組

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武利慶是樊陽的學生中第二個北大博士，他率領的團隊還獲得了國家科學進步獎。在上學時，他就是個典型的理科生，但樊陽改變了他對語文的看法，每次遇到無法得到結果的理學問題，他都會從文學作品種汲取能量。

“放下書本，再次面對問題時突然覺得靈感在一剎那間產生，新的視角下問題變得柳暗花明，人文作品的神韻促使我跳出了理學思維的‘勢阱‘，問題在一瞬間迎刃而解。”

還有學生在畢業20多年后又輾轉找到樊陽，告訴他“樊老師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人”。當年，他很喜歡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建筑，樊陽的鼓勵也越發激勵了他，如今他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博物館。

“我其實并不在乎他們考了多少個四大名校，我很自豪的是，我的學生有頭腦、會思考，無論做什么，都有創意、有表達的勇氣，他們不甘于沉淪。”

在人文講壇30周年的時候，樊陽在一篇文章中回顧了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記錄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他說，自己一直像在云南望云時那樣用心中理想教育的理念“向遠景凝眸”。

而面對現實，他選擇做一個理想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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